海南省燃气管理条例
海南省人大常委会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13号
《海南省燃气管理条例》已由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2013年9月25日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的《海南省燃气管理条例》公布，自2013年12月1日起施行。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3年9月25日
海南省燃气管理条例
（1999年11月26日海南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4年9月24日海南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海南省燃气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正 2013年9月25日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燃气行业管理，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燃气用户和燃气经营企业的合法权益，促进燃气事业发展，根据国务院《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和其他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燃气的规划、建设、经营、使用、安全管理及燃气燃烧器具的生产、销售，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省和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燃气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燃气管理工作。
质量技术监督、公安消防、能源、物价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燃气管理工作。
第四条 燃气工作应当坚持统筹规划、保障安全、确保供应、规范服务、节能高效的原则。
第五条 省和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将燃气发展纳入城乡规划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鼓励和支持燃气科学技术研究，推广使用安全、节能、高效、环保的燃气新技术、新工艺和新产品。
第六条 燃气行业协会应当加强行业自律管理，维护燃气经营企业和燃气用户的合法权益，督促燃气经营企业守法经营、诚实守信，促进行业提高服务质量和技术水平。
第二章 规划建设与应急保障
第七条 省和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燃气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能源规划以及上一级燃气发展规划，组织编制本行政区域的燃气发展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燃气主管部门备案。
燃气发展规划的内容应当包括：燃气气源、燃气种类、燃气供应方式和规模、燃气设施布局和建设时序、燃气设施建设用地、燃气设施保护范围、燃气供应保障措施和安全保障措施等。
第八条 进行新区建设、旧区改造，应当按照城乡规划和燃气发展规划配套建设燃气设施或者预留燃气设施建设用地。
对燃气发展规划范围内的燃气设施建设工程，规划主管部门在依法核发选址意见书时，应当就燃气设施建设是否符合燃气发展规划征求燃气主管部门的意见；不需要核发选址意见书的，规划主管部门在依法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或者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时，应当就燃气设施建设是否符合燃气发展规划征求燃气主管部门的意见。
在高速公路沿线设立燃气汽车加气站，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事先征求省人民政府燃气主管部门的意见。
燃气设施建设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依法组织竣工验收，并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15日内，将竣工验收情况报燃气主管部门备案。
第九条 燃气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和监理，应当由相应资质等级的勘察设计、施工和监理单位承担。严禁无证或者超越资质等级承担勘察设计、施工和监理任务。
第十条 在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高层民用建筑应当采用管网管道供气，在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外的高层民用建筑应当采用独立的管道供气。
管道燃气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验收。
第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能源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省燃气主管部门根据本省燃气发展规划,制定燃气资源中长期供求计划和年度燃气分配计划，组织协调燃气供应企业落实燃气年度所需用气量。
本省生产的优质优价天然气应当优先保障居民、公共服务设施、天然气汽车等燃气用气。
第十二条 省和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燃气应急储备制度，组织编制燃气应急预案，落实气源，采取综合措施提高燃气应急保障能力。
省和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燃气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对燃气供求状况实施监测、预测和预警。
燃气供应企业应当根据供气规模设立相应的应急气源储备。
燃气供应企业因执行燃气应急预案、启用燃气应急储备资源所增加的成本费用，政府应当给予适当补偿，但因燃气供应企业自身原因造成的除外。
第三章 经营管理
第十三条 管道燃气实行区域性统一经营，瓶装燃气和车用燃气实行多家经营，总量控制。
第十四条 燃气经营实行许可证制度。从事燃气经营活动的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符合燃气发展规划要求；
（二）有符合国家标准的燃气气源和燃气设施；
（三）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和健全的经营方案；
（四）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以及运行、维护和抢修人员经专业培训并考核合格；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管道燃气经营许可证有效期为5年，瓶装燃气和车用燃气经营许可证有效期为3年。有效期满后，燃气经营企业继续从事燃气经营活动的，应当在许可证有效期满90日前向原核发部门提出换证申请，经审查合格后换领新证。
第十五条 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定期对用户的燃气设施进行安全检查，并将检查结果书面告知用户。用户的燃气设施存在安全隐患的，燃气经营企业应当提出书面整改意见。用户拒绝整改可能造成安全事故的，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停止供气并向燃气主管部门报告。燃气经营企业在隐患消除后应当立即恢复供气。
燃气经营企业人员入户检查时，应提前通知燃气用户，并出示有效工作证件。用户应当对燃气经营企业人员入户检查予以配合。
第十六条 燃气经营企业应当保证燃气的热值、组份、嗅味、压力等质量要求符合国家和本省规定的标准。
燃气气瓶的充装应当与标称重量及国家规定的允差范围相符。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应当加强对燃气的热值、组份、压力和计量器具进行检测。
第十七条 管道燃气经营企业和燃气用户应当签订供用气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管道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向燃气用户持续、稳定、安全供应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燃气,指导燃气用户安全用气、节约用气。
管道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公示业务流程、服务承诺、收费标准和服务热线等信息，并按照国家燃气服务标准提供服务。
第十八条 燃气经营企业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拒绝向市政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符合用气条件的单位或者个人供气；
（二）倒卖、抵押、出租、出借、转让、涂改燃气经营许可证；
（三）未履行必要告知义务擅自停止供气、调整供气量，或者未经审批擅自停业或者歇业；
（四）向未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用于经营的燃气；
（五）在不具备安全条件的场所储存燃气；
（六）要求燃气用户购买其指定的产品或者接受其提供的服务；
（七）擅自为非自有气瓶充装燃气；
（八）销售未经许可的充装单位充装的瓶装燃气或者销售充装单位擅自为非自有气瓶充装的瓶装燃气；
（九）冒用其他企业名称或者标识从事燃气经营、服务活动。
第十九条 管道燃气经营企业因供气设施按计划检修需要停止供气的，应当提前7日公告或者书面通知燃气用户；因施工、检修等原因需要临时调整供气量或者暂停供气的，应当将作业时间和影响区域提前48小时予以公告或者书面通知燃气用户；但因突发事件影响供气的，应当采取紧急措施并及时通知燃气用户。
管道燃气经营企业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恢复正常供气，恢复供气时间必须事先通知燃气用户。
管道燃气经营企业计划停气、临时停气未事先通知燃气用户，造成燃气用户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二十条 燃气销售价格，应当根据购气成本、经营成本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社会承受能力，合理确定，适时调整。
价格主管部门制定和调整管道燃气销售价格，应当征求管道燃气用户、管道燃气经营企业和有关方面的意见。制定和调整居民管道燃气价格的，应当进行公开听证。
第四章 使用管理
第二十一条 需要使用管道燃气的，应当向当地管道燃气经营企业提出申请，办理有关用气手续。
第二十二条 管道燃气用户安装、改装、拆除固定的燃气设施或者改变燃气用途的，应当向管道燃气经营企业提出申请，办理有关手续，并按照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和本省有关规定实施作业。未经管道燃气经营企业同意不得实施。
管道燃气经营企业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五日内答复。
第二十三条 管道燃气的用气量，应当以经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检定合格的燃气计量装置的记录为准。
用户或者燃气经营企业对燃气计量装置准确度有异议的，可以申请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检定。
经检定的燃气计量装置误差在法定范围内的，检定费用由主张检定一方支付。经检定的燃气计量装置误差超过法定范围的，由提供燃气计量装置的一方支付检定费用并进行更换，退还多缴或者补交少缴的燃气气费。
第二十四条 燃气用户有权就燃气安全、质量、收费、服务等事项向燃气经营企业查询，并可向价格、燃气主管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或者组织进行投诉。
价格、燃气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或者组织应当建立举报和投诉制度，公开举报和投诉电话、信箱或者电子邮件地址，受理有关燃气安全、质量、收费、服务等事项的举报和投诉。
第二十五条 管道燃气用户需要更名、过户、销户的，应当向燃气经营企业申请办理变更或者销户手续，结清所欠气费。
第二十六条 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燃气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向社会公布本行政区域内的燃气种类和气质成分等信息。
燃气燃烧器具生产单位应当在燃气燃烧器具上明确标识所适应的燃气种类。未明确标识所适应燃气种类的燃气燃烧器具，不得销售、安装、供气、使用。
第二十七条 燃气燃烧器具生产单位、销售单位应当在销售燃气燃烧器具的市、县、自治县设立或者委托设立售后服务站点，配备经考核合格的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人员，负责售后的安装、维修服务。
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企业应当具备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企业资质，其安装、维修作业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标准,提供的配套器具（含调压器、计量表、阀门、联接管、密封件）,应当符合国家产品质量标准和当地气源使用要求。
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企业在接到用户报修后，应当在24小时内或者在与用户约定的时间内派人维修。
第二十八条 对燃气用户提供的不符合标准的燃气燃烧器具或者燃气用户提出的不符合安全规范的安装、维修要求，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人员应当向用户说明有关技术规范、标准，要求其采用合格器具或者采取符合安全规范的安装方式。
第五章 安全管理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燃气主管部门应当会同规划等有关部门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和规定划定燃气设施保护范围并向社会公布。
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施工涉及燃气保护范围的，规划主管部门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进行相关审批时，应当将燃气设施保护范围告知项目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和燃气设施的业主单位。
建设单位在开工前，应当查明建设工程施工范围内地下燃气管线的相关情况；燃气主管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及时提供相关资料。
在燃气设施保护范围内，有关单位从事敷设管道、打桩、顶进、挖掘、钻探等可能影响燃气设施安全活动的，应当与燃气经营企业共同制定燃气设施保护方案，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并在燃气经营企业人员现场指导下施工。
第三十条 燃气设施安全保护范围设立明确标识，禁止下列行为：
（一）倾倒、排放腐蚀性物品；
（二）种植树、竹等深根植物；
（三）擅自移动、覆盖、涂改、拆除、损坏燃气设施；
（四）擅自移动、覆盖、涂改、拆除、损坏燃气设施安全警示标志；
（五）擅自进行焊接、烘烤、爆破等作业；
（六）在管道设施上牵挂电线、绳索或者晾晒衣物；
（七）其他损坏燃气设施的行为。
第三十一条 燃气经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应当对企业生产安全全面负责。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建立安全检查制度，定期对燃气设施进行检查，并建立完整的检查档案，发现事故隐患，应当及时排除。
第三十二条 燃气经营企业应当使用符合国家规定的气瓶，在气瓶充装过程中，必须严格执行有关安全规定：
（一）使用的气瓶必须按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规定的周期进行定期检验，不得给过期未检测的气瓶或者不合格气瓶充装燃气；
（二）对残液量超过规定的气瓶，必须进行清残处理；
（三）对出站气瓶必须进行复检，合格后贴上充装合格证；未贴合格证的，不得出站；
（四）禁止违反安全标准超量充装瓶装燃气；
（五）禁止从罐车上直接向气瓶充装燃气。
第三十三条 燃气用户及相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擅自操作公用燃气阀门；
（二）将燃气管道作为负重支架或者接地引线；
（三）安装、使用不符合气源要求的燃气燃烧器具；
（四）擅自安装、改装、拆除户内燃气设施和燃气计量装置或者进行危害室内燃气设施安全的装饰、装修等活动；
（五）在不具备安全条件的场所使用、储存燃气；
（六）盗用燃气；
（七）改变燃气用途或者转供燃气；
（八）加热、摔砸、倒卧、曝晒燃气气瓶或者改换燃气气瓶检验标志、漆色；
（九）倾倒燃气残液或者用燃气气瓶相互转充。
第三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燃气事故，应当立即向公安消防机构报告，同时报燃气经营企业或者燃气主管部门。
抢修、抢险人员对妨碍抢修、抢险的其他设施，可以采取必要的应急措施。事故处理完毕，应当及时补办有关手续；对造成的财产损失，燃气经营企业应当给予相应的赔偿。燃气经营企业予以赔偿后，有权向造成抢修、抢险事故的责任者追偿。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本条例未设定处罚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八条第四款规定，燃气工程项目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即交付使用的，由燃气主管部门责令停止使用，限期改正，补办有关验收手续。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未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从事燃气经营活动的，由燃气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的，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责令改正，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第一、二、三、五、六、七项规定的，由燃气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对单位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第四项规定的，由燃气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恢复原状，可以处5000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燃气经营企业在燃气充装过程中，未严格执行有关安全规定的，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依照国家有关气瓶安全管理的规定进行处罚。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一、二、三、四、五、七、八、九项规定的，由燃气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单位可以处10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可以处1000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三条第六项规定盗用燃气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进行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燃气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依法作出行政许可决定或者办理批准文件的；
（二）发现违法行为或者接到对违法行为的举报不予查处的；
（三）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行为。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 当事人对行政机关依照本条例作出的处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本条例的具体应用问题由省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四十七条 本条例自2013年12月1日起施行。
上诉不加刑原则：困境及其修改
许建添
摘要：我国现行立法规定的上诉不加刑原则不够完善，“曲线加刑”情况普遍。今后立法修改应规定检察机关（或是自诉人）为被告人利益而提起的抗诉（或上诉）案件适用上诉不加刑原则，检察机关不得恶意抗诉，规定发回重审部分适用上诉不加刑原则，同时规定不得通过再审变相加刑。
关键词：上诉不加刑 变相加刑 困境 修改
当前，《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讨论炙手可热，人权问题倍受关注，与被告人权利密切相关的上诉不加刑原则也应引起我们的重视。我国1979年《刑事诉讼法》确立了上诉不加刑原则，1996年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仍然肯定了这一原则，并作了限制。最高人民法院也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57条中对上诉不加刑的适用范围作了限制。但笔者认为，我国现行立法规定的上诉不加刑原则困境重重，应当进行再修改。
一、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困境
上诉不加刑在司法实务中往往会陷入尴尬境地。从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90条的规定来看，在我国上诉不加刑原则只适用于只有被告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提出上诉的案件；如果是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自诉人提出上诉的案件，或者在被告人一方提出上诉的同时人民检察院也提出抗诉、或者自诉人也提出上诉的，则不受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限制。同时，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89条和第191条规定，下列案件可发回重审：一是原判决事实不清或证据不足的，可撤消原判，发回重审；二是一审法院的审理违反诉讼程序的，应当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最高院的《解释》第257条规定，对于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判处的刑罚畸轻，或者应当适用附加刑而没有适用的案件，不得撤销第一审判决，直接加重被告人的刑罚或适用附加刑，也不得以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发回第一审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必须依法改判的，应当在第二审判决、裁定生效后，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由以上规定可以看出，被告人的上诉不加刑的权利受到几个方面的威胁：1、检察院的抗诉或自诉人的上诉；2、发回重审后加刑；3、通过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后加刑。如此一来，尽管刑事诉讼已经规定了上诉不加刑原则，通过各种途径仍然可加对被告人予以加刑，即“曲线加刑”，使得上诉不加刑原则流于形式，名存实亡，形成一种尴尬局面。
二、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再修改
1.规定检察机关（或是自诉人）为被告人利益而提起的抗诉（或上诉）案件适用上诉不加刑原则。在实践中，人民检察院的抗诉一般是于被告人不利的抗诉，但是，如果承认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中捍卫的是社会公共利益而非单纯的“诉讼斗争的机器”，那么，我们就无法回避人民检察院为了维护被告人的利益而抗诉的可能[1]。同时，对检察机关为被告人的利益而提起的抗诉适用上诉不加刑原则，是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法的通例。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第358条规定“如果上诉是由公诉被告人独立提起的，或者由检察官为他的利益提起的，或者的法定代理人提起的，对于被声明不服的判决的刑罚种类和量刑方面，不得做出不利于公诉被告人的变更。”日本刑事诉讼法第402条也规定，“对与由被告人提起控诉或者为被告人的利益而提起控诉的案件，不得宣告重于原判决的刑罚。”
在自诉案件中，很多是发生在邻居之间，自诉为了惩罚被告人，但有些自诉人并不想“严惩”被告人，也完全有可能为了被告人利益而上诉要求减轻刑罚。而且，如果从司法权的性质和诉讼基本原理出发，为被告人利益的抗诉或自诉也不应当加刑。首先，人民检察院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保证法律的统一及正确实施，当然包括对法院的审判活动实施监督，以及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尽管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同属于司法机关，人民检察院抗诉也要受到抗诉条件的限制，但对于个案的法律意见未必是相同的，况且现实中也的确存在被告人的判决过重的情况，行使监督权的检察机关此时为了被告人的利益提出抗诉反而使其处于更不利的处境的话，将完全抹杀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司法品格，其监督权还有意义否？其次，在现代司法制度下，司法被动是司法权运作的鲜明特征，在诉讼理论上就是“不告不理”。如前所述，不告不理原则不仅表现在程序启动方面，而且还体现在裁判的范围方面，即如果没有提出请求，法院不应主动对特定的问题作出裁判。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上诉不加刑原则与不告不理原则有内在的逻辑推衍关系，其内容亦体现了不告不理原则的内在精神。基于上诉不加刑普遍适用于世界各国或地区，我国澳门刑事诉讼制度就这样规定：“禁止不利变更原则……不只限于嫌犯提起的上诉，也包括检察院专为嫌犯的利益提起的上诉或嫌犯与检察院同时为嫌犯的利益而提起的上诉”。[2]
2.规定检察机关不得恶意抗诉，若恶意抗诉，将受到责任追究。实践中，在被告人一方提出上诉的同时人民检察院也提出抗诉，一种可能是当被告人上诉时，人民检察院也提出为被告人利益的抗诉，显然，应当适用上诉不加刑原则；另一种可能是在被告人先提出上诉以后，人民检察院才提出抗诉。目前司法实务中的做法是“同时上诉抗诉以抗诉论”，在理论界也一直无人持有异议。但是笔者认为，这种做法值得探讨。一是二审法院在受理被告人的上诉后有可能暗示或通过其它方法让检察机关提出抗诉，从而达到给被告人加刑的目的；二是被告人的上诉可能“惹怒”控诉机关，控诉机关会觉得被告人“不老实”，便提出恶意抗诉，使被告人“上诉不加刑”的权利成为空谈。被告人在接到一审判决后不服，本可利用自己最后的上诉的权利来获得更高级法院的裁判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却因为人民检察院的抗诉而有可能使自己处于更不利的处境，事实上此时被告人的权利就是受到了制约。上诉不加刑还蕴含的一个原理就是“控辩平衡”原则，更好的保护被告人的辩护权与上诉权，使被告人的诉讼地位得到上升，通过上诉权的行使启动二审程序，从而通过二审程序间接的行使监督的权利。而我国的两审终审制度又决定了被告人在二审被加重刑罚的情况下无法再上诉。此时，被告人的上诉权其实是一个形式而已，行使这一所谓的“权利”却有可能招致检察院的抗诉，有可能恶化自己的境地，那么被告人就存有顾虑，明知一审有错也会害怕行使上诉的权利。因此笔者认为此种情况仍应当适用上诉不加刑。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不能发现此种情况适用上诉不加刑的好处：一是可以充分保障被告人的上诉权，更好的落实宪法的保障人权原则；二是可以促使检察机关积极行使检察权，对有错误的判决及时提起抗诉；三是可以加强一审法官的责任感。因此，为了充分保障被告人的上诉权利，在被告人上诉后人民检察院再抗诉的，适用上诉不加刑是有必要的。至于可能导致的被告人滥用上诉权的情况，笔者认为仅仅是可能，如果被告人完全服从一审判决，是不会提出上诉的，而且此时诉讼效率的降低也是程序正义必须代价。
3.规定发回重审部分适用上诉不加刑原则。发回重审后能否加刑，有学者罗列了几种情况：[3](1)检察机关指控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种类的犯罪事实，原审法院只认定其中一部分，重审时在检察机关指控的范围内，法院认定了比原审更多的犯罪事实，且证据确实充分，在这种情况下，一审定一罪，重审可能定两个以上的犯罪，量刑可以加重。(2) 检察机关指控同一种类的数个犯罪事实，原审法院只认定其中一部分犯罪事实，重审时在检察机关指控范围内，法院认定了比原审更多的犯罪事实，且证据确实充分，在这种情况下，一审定一罪，重审也定一罪，但量刑加重了。(3) 检察机关指控一种较重的犯罪事实，原审法院认定较轻的犯罪事实，重审时法院认定了检察机关指控的较重犯罪事实，这时也可以加重被告人的刑罚，等等。表面看来，这三种情况都与原来被指控后认定的罪名不同，似乎可以加刑。其实这种观点忽视了我国刑事诉讼整个程序的连贯性，“只见草木不见森林”，是不足取的。从侦查开始到起诉、审判、执行，前后都具有密切联系。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1条里面规定，人民法院决定开庭审判后，应当将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副本至迟在开庭10日以前送达被告人。这一规定有利于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在开庭前了解人民检察院的起诉内容，为辩护作好准备。因此，被告人及其律师对人民检察院指控了几个或几种犯罪事实、同一种类的一个或几个犯罪事实以及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的轻重都应当是清楚的。若被告人知道在一审中存在没有被法院认定的犯罪事实，或是一审法院认定了比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要轻的犯罪事实，在行使上诉权时必然心存顾虑。因为上诉后尽管对这些犯罪事实在二审没有被认定，却有可能被发回重审从而使自己处于更加不利的处境。这样的话，上诉不加刑不就流于形式了吗？
发回重审案件的审理，应当立足于核实原审程序是否合法，案件事实为什么不清楚，证据为什么不充分，并在此基础上对发生变化的案件事实予与区别对待。原判事实不清或证据不足的原因有可能是多方面的，有可能是主观方面的原因，包括被告人方面和控诉方的原因，也有可能是客观方面的原因，如因不可抗力使证据收集有困难。被告人如果在原审中如果有毁灭、伪造、改造证据的行为，而造成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重审在查清事实后有确实充分证据的，可以加刑。此时可以加刑应该说体现的是法律的公正与威严，是对被告人的一种惩罚。同时这样做可以收到附随效果，可以预防被告人滥用上诉权逃避刑罚。被告人如果在原审中有毁灭、伪造、改造证据的行为，那么因为发回重审后还是可以加刑，就不敢轻易利用上诉不加刑原则来逃避刑罚，从而使刑事诉讼任务得以充分实现。相反，如果是控诉方在一审中所提供的证据不足或违法取证，使得判决“原判决事实不清或证据不足”的，在只有被告人上诉后发回重审的，不能加重被告人刑罚。根据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控诉方的错误造成的后果理应由控诉方自己承担，而不能转嫁责任于被告人。
4.规定不得通过再审变相加刑。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规定，对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判处的刑罚畸轻，或者应当适用附加刑而没有适用的案件，不得撤销第一审判决，直接加重被告人的刑罚或者适用附加刑，也不得以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发回第一审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必须依法改判的，应当在第二审判决、裁定生效后，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这一规定无疑为加刑又提供了一道方便之门，应当修改，是“司法欺骗”的表现。假如刑罚低于量刑幅度的最低线，即不符合刑法规定的减轻处罚的条件，而又没有检察机关的抗诉，那就不仅一审审判人员有失误，公诉人也是一种失职。若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而加刑，就会把国家司法机关的错误转嫁到被告人身上，是不合理的。
参考文献：
[1]樊崇义.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与对策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573.
[2]周士敏.澳门刑事诉讼制度论[M].北京: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1:232.
[3]金泽刚.发回重审案件是否适用上诉不加刑原则[J].法学,2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