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法律制度可能是残缺的、模糊的抑或僵硬的，但是，作为制度执行者的人却是自由而富有灵性的。当法律程序的某个“围城”（本文仅指由域外寄交的授权委托书之效力规定）限制了法律执行者的思维，影响其正常司法时，他就应该勇敢地冲出禁锢思维的“围城”，灵活运用手中的法律，在程序与实体间巧妙斡旋，走出互惠原则的“怪圈”，让法律跨越横在一般原则与具体案件之间纵横交错的沟壑，最终引领民生回归和谐。

　　引　言

　　“手里紧握利剑，心中装满慈悲，是为正当法律程序。在法律帝国，它母仪天下。”　然而，法律程序再正当，也须由法律执行者这位“银器鉴别者” 用最恰当的方式对银器进行鉴别分析。

　　一、导出矛盾：以某案例为切入点

　　让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原告Evans是一位在中国领域内无住所地的澳大利亚籍公民。2009年7月24日，原告Evans与其委托代理人唐某在被告冯某经营的某咖啡厅消费。当原告离开行至咖啡厅收银台台阶处时，因灯光昏暗不慎摔伤，经医院诊断为右外踝扭伤及骨折，须由石膏托固定伤处。原告于同年9月份在委托代理人唐某的护送下返回澳大利亚。后原告认为其系在被告处消费时发生的伤害，被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此曾多次要求被告赔偿其各项费用，但未果，遂全权委托其代理人唐某于同年12月3日向该咖啡厅所在地某基层人民法院提起人身损害赔偿诉讼 ，请求法院责令被告赔偿医药费、精神抚慰金等共计人民币5.7367万元。

　　原告委托其代理人唐某参加诉讼的授权委托书是由澳大利亚发过来的传真件。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或者其他人代理诉讼，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寄交或者托交的授权委托书，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后，才具有效力。

　　截至2007年4月30日，虽然我国未加入《取消外国公文认证要求的海牙公约》，但在42个中外双边领事条约（协定）中，有31个条约（协定）明确规定：“领事公证人出具公证或证明可直接在接受国使用，无须办理领事认证”，另外有30个条约（协定）写明了“中国领事公证人可以应任何国籍的个人要求，为其出具在派遣国使用的公证文书”的条款，其中均包括了中国与澳大利亚。因此，该原告的授权委托书无须经所在国澳大利亚公证机关证明，也无须经中国驻澳大利亚领事馆领事认证，但是，却仍必须经中国驻澳大利亚领事馆的领事公证，因为中国领事公证是中国法院确认当事人民事法律行为或事实成立的必要条件。据此规定，原告必须向中国驻澳大利亚领事馆提出对该授权委托书的公证申请，在办理好公证手续后，将其公证文书从域外寄交或托交至受理案件的该基层人民法院，其传真来的授权委托书才具有效力。否则，原告委托行为无效，授权委托书亦无效，委托代理人的诉讼地位存在问题。

　　但是，据原告委托代理人向承办法官解释，原告要想在澳大利亚办理好中国驻澳大利亚领事馆的领事公证，程序复杂繁琐，要在三个城市间来回奔波，加之还要为此花费一定数额的公证费等费用，在案件胜诉后，除去办理公证手续等的费用，实际可得费用将所剩无几。此外，如果由原告本人亲自从澳大利亚来到中国参与诉讼，从经济角度出发，又不得不考虑因多支出来回费用而减少实际可得效益等问题。出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原告方在明知要办理公证手续情况下，仍不愿意去办理公证。此时，矛盾出现：由于庭审中原告方仅有原告委托的代理人出庭，而该委托代理人没有取得有效的授权委托书，加之原告本人出于种种原因不愿来中国亲自参与诉讼，原告方即将承担被驳回起诉的诉讼风险。而事实上，原告方的合法权益的确受到了侵犯，原告方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合情合理，但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对域外授权委托书效力的相关规定，原告方的诉求首先在程序上就不能得到支持，更不用谈在实体上用法律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此时，受伤一方当事人通过法律救济的途径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因域外授权委托书的效力问题而遇到了阻碍。

　　二、分析矛盾：因互惠问题而引发

　　在如何界定司法工作对象“人”这个范围上，笔者认为，除了中国本国的“人”，还应包括其他国家的“人”，因为主张权利、捍卫法律是不分国界的，任何人都有平等的权利为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而要求伸张正义。我国《民法通则》第十条规定，“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 ，并且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人们就认为平等就是“同样的人应受同样的对待” 。因此，所有的人均应享有平等的民事权利，而不分国籍、肤色、语言等等，这也正是我国关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精神所在。事实上，司法既不是在法院与当事人之间筑起高高的栅栏，将当事人隔离于法院之外，也不是巧设各种门槛，以便使前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当事人知难而退，进而降低受案率。这些，都不是我们的法律所希望看见的。我们司法部门应该为所有的当事人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司法服务，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想当事人所想，急当事人所急，尽量减少繁琐的司法程序，缩短当事人的诉讼周期，压缩当事人的诉讼成本，而不能将没有办齐公证手续的外国当事人拒之门外，简单地以不符合中国民事诉讼法定程序为由驳回其起诉、拒绝裁判。因为众所周知，法官不得拒绝裁判乃是世界各国法治之准则 ，在诉讼政策上，法院不得拒绝裁判，权利损害必须得到救济，这是司法的根本原则之一 。

　　这么看来，我国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应该是遇到了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去具体操作的问题了的。在以上这个案例中，它似乎没有很好地实现司法便民、以人为本的司法理念，只是用一纸空文将制度高高挂起，冷漠地看着它下方当事人那张焦急却又无奈的面孔。此时，它便成为一座禁锢法律执行者思维的“围城”，围住了想为当事人维护合法权益实现正义，却又不能公然违反中国民事诉讼现有程序的法律执行者。

　　制度可能是残缺的、模糊的抑或僵硬的，但是，作为制度执行者的人却是自由而富有灵性的。法院作为正义的看护神，不应以制度存在瑕疵而撒手不管，应以解决当事人的疾苦为己任，灵活地运用手中的法律为当事人服务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人民法官从事司法实践活动的自由、灵活性。此时，法官应该勇敢地冲出禁锢思维的“围城”，运用自身丰富的审判经验、深厚的法律素养结合现实社会的相关事实，坚持法的本质和实现法的目的，独立作出逻辑推理和判断。

　　分析我国法律学者制定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的初衷，大抵是为了与外国法院实现互惠原则，“在全世界还不能缔结一项为所有国家遵守的国际公约的情况下，互惠原则仍不失为相互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的一种有效原则。” 这一点不仅仅体现在我国法院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上，还体现在法院的庭前审查等其它审判工作，比如此案。基于对各自国家主权的维护，各国之间实现互惠原则确有必要。但是，目前大多数国家对于互惠原则没有固定的互惠标准，常常是根据需要在不同的国家之间，或者在不同的案件中适用不同的标准，从而使得互惠原则的适用更加变幻莫测。互惠标准无固定的直接原因是因为这种互惠缺乏制度上的保证措施，各国都难以了解其他国家在互惠原则上的真实立场，同时又囿于主权观念的限制，防止本国在适用互惠原则时采取宽松态度对外国判决加以承认与执行后，该外国却对本国的判决坚持严格立场而予以拒绝，从而对本国的国家利益尤其是国家主权产生消极的影响 。说得明白点，就是怕“吃力不讨好”，好比花了一块钱却没买到一个面包，自己付出了却没有得到回报，还平白丢了面子。这是一般人都不会去做的事。甚至还有人坚决反对在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上继续适用互惠原则，认为“互惠关系不利于稳定当事人的关系，不利于保障交易安全，乃至不利于国家间的民商事交往的发展” ，但此观点受到了批评，主要原因在于“报复” 上，而归根结底还是渊源于互惠原则在适用中以事实互惠为审核标准，从而产生了囚徒困境、怪圈现象 以及“围城”现象。

　　三、解决矛盾：勇敢冲出“围城”

　　历史上总是会出现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的，他就是德国柏林高等法院。2006年5月18日，德国柏林高等法院作出承认中国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商事判决的判决，驳回了申请人承认执行仲裁裁决的请求。这是在我国已有拒绝承认德国法院判决的前提下作出的承认我国法院判决的划时代的案例，该判决开启了德国承认与执行对方法院判决之先河，无疑给我国的司法界、法学理论界提出了挑战。在柏林高等法院承认无锡中院判决的判决书中有这样一段阐述：“德中之间不存在相互承认法院判决的国际条约，司法实践就成了处理案件的依据。如果对方都以对方承认自己国家判决为承认对方判决的前提的话，事实上永远不可能发生相互间的互惠，互惠原则也只能是空谈而已，这种情况并不是立法者和执法者所希望的。为了在没有签订国际条约的情况下不阻止相互承认法院判决的向前发展，需要考虑的应该是，如果一方率先承认，另一方会不会跟进的问题。按现在国际经贸不断发展的情况来看，中国有可能是会效仿而跟进的。”

　　该判决的意义在于它突破了理论界长期以来对互惠原则的理解，即“双方未存在互惠关系”就是对方有承认的先例，走出了承认实践中的第一步，赋予互惠原则本身中立的含义：对方有承认的可能（归根结底就是法律互惠）。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作出判决的法官敢于在中国有可能拒绝承认德国法院判决的前提下，勇敢的结束了互惠原则的怪圈，打破了一种恶性循环的状态，“一方面体现了受案法官本身的独立见解和胆量，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德国法律制度赋予法官的高度独立和自治” 。

　　当然，完全抛弃一项原则，对于一个国家的立法机制来说是比较困难，也是比较偏激的。“完全取消我国立法中的互惠原则在目前阶段是不可行或很难实行的。完全放弃互惠原则显然是不现实的。”“另外，只要在实践中采用相对灵活的处理办法，立法中保留互惠原则并不会给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带来根本上的障碍。” 现阶段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考虑是否要互惠原则，而是在实践中如何去具体运用的问题。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有可能使两国之间对对方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协调一致，避免事实互惠上的诸多弊端。

　　目前澳大利亚已经单方面免除了中国内地送往其国内使用的各类或部分文书的领事认证。既然互惠原则都可以考虑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具体运用，那么，在对方国家已经认同并接纳我国有关机构出具的文书，而我国也规定可直接在接受国使用由领事公证人出具的公证或证明此情况下，我国的法律执行者是否就更可以考虑灵活运用手中的法律，巧妙地斡旋于程序与实体之间呢？笔者认为，应该是可以的。此外，中国法律规章中的中国公证制度主要是一种预防性的司法证明制度，它以预防纠纷为主，通过对非争议、非诉讼的既存事项依法进行真实、合法的判断性说明，从而实现预防纠纷、防患未然、依法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和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目的。那么，既然是预防性的司法证明制度，在笔者看来，就不应该再在程序上设置成一种惩罚性制度或是保护性制度。只有这样，才符合我国免除认证的司法协助协定中关于适当灵活性原则的规定。

　　我国法律程序法采法定主义，这便决定了我国的民事诉讼法是在形式主义思想下对某一诉讼主体的诉讼行为进行评价，看该行为的外部表现是否符合诉讼法程序规定而不问其他。然而，诉讼法的这种形式性并不是说它对实质主义没有要求，法律应该是为维护正当的利益被善意的使用 。权利是法的本体，是法的生命形式、本来构态或实际存在体，是法之为法的所在和所指 ，为权利而斗争就是为法本体而斗争，这是法的生命，是法律得以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只有勇于和善于为权利而斗争，才能推动我们国家法治之路向前发展。如果说人们在权利受到侵害时还无动于衷，那么将不利于实现法治社会对人们的期待与要求。同样，如果人们通过自己的斗争获得了应有的正当权利，那么他自然会信赖并信仰维护其合法权益的法律，反之，则会对这个时代的法律产生怀疑与失望的对立情绪。此时，法官如何充分发挥审判艺术，灵活处理好程序与实体间的关系，将二者融为一体，显得尤为重要。

　　事实上，此案的承办法官处理案件时也考虑到了这一点，并运用多年来积累的丰富的审判实践经验，较为灵活地处理好了此案。承办法官运用了中国法院审判中一项独有的艺术——调解，既依法维护受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不违反既有的法定程序，捍卫法律的权威和维护司法公信，妥当化解了本案矛盾。他先是从案件本身矛盾出发明确双方责任，一方面指出原告作为成年人，应随时注意自己的人身财产安全，对于此次受伤，原告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继而又指出，原告确是在被告处消费时受伤，作为提供消费场所的被告方依法有责任以明显的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人身财产安全，对于原告的受伤，被告理应负部分责任。其次，承办法官就这一份真实性已确认但因公证原因不能认定“有效”的授权委托书，与双方一起探讨可能的案件结果。授权委托书在程序法意义上的“有效”性，可以得到补足，例如原告来中国参加诉讼，但因此增加的费用很可能成为双方负担。再者，承办法官提醒双方纠纷解决拖延，一方面延缓原告合法权益的实现，同时也对被告商誉产生影响。就这样，承办法官引导双方当事人达成共识，本着诚意解决纠纷本身的实质性矛盾是符合法律规定也最有利当事人自己的选择。最后，承办法官要求双方提出解决纠纷的方案，双方当事人共同权衡，分析最终实际可得利益。经过法官耐心细致的调解以及对法理法规的分析，原被告双方终于达成了调解协议，原告同意将诉讼标的额从起诉时的5.7367万元降为5000元，而被告现已将5000元损害赔偿金支付给了原告，此案终以一纸调解书告以终结。就这样，“退一步海阔天空”，当事人均向后退了一步，双方皆大欢喜，一起涉外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在法律执行者于情于理于法的调解下，得以圆满解决，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相统一。

　　结　语

　　经验丰富的法律执行者通过灵活运用法律手段进行司法实践，再次证实了司法调解的伟大魅力所在，并以真实的判例告诉人们，只要灵活运用正当法律程序，程序与实体之间存在的矛盾还是能较好处理的。法律执行者最终理性而勇敢地冲出了法定程序禁锢思维的“围城”，让公平正义的阳光普照到了大地，让当事人切实感受到了社会主义司法的温暖，让法律跨越了横在一般原则与具体案件之间纵横交错的沟壑，引领真相戳穿谎言，正义战胜邪恶，民生回归和谐。


参考文献：

　林广海：《正当法律程序》，载《人民司法•应用》2009年第7期，第49页。
辽宁省辽阳市人民政府


辽阳市人民政府令

第105号



《辽阳市农村五保供养办法》业经2008年10月7日辽阳市第十四届人民政府第10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实施。

　 　 市长　　唐志国

二○○八年十月十八日



辽阳市农村五保供养办法



第一条 为保障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的基本生活，促进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根据《辽宁省农村五保供养办法》，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我市行政区域内开展农村五保供养工作，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农村五保供养，是指依照有关法规的规定，对农村特定村民在吃、穿、住、医、葬方面给予的生活照顾和物质帮助。

　　第四条 农村五保供养工作应当遵循保障基本生活，以政府供养为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扶持和社会帮助为辅，集中供养与分散供养相结合，供养标准与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原则。

　　供养工作应当公平、公正、公开。

　　第五条 县（市）区民政部门负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

　　发展与改革、财政、审计、卫生、教育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农村五保供养的有关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的申请、审核等相关工作。

　　第六条 政府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为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和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提供捐助和无偿义务服务。对提供捐助和无偿义务服务成绩突出的单位或者个人，由县（市）区人民政府或者民政部门予以表彰。

　　第七条 我市农村年满60周岁、未满16周岁的村民和经县（市）区民政部门指定医院鉴定为无劳动能力的村民，其本人或者家庭年生活来源低于本办法规定的农村五保供养标准，又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的，或者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无履行法定义务能力的，可以申请享受农村五保供养待遇。

　　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年龄超过70周岁或者未满18周岁或者是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人，视为无履行法定义务能力。但是，家庭年人均收入超过当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两倍的除外。

　　第八条 申请农村五保供养待遇，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一）要求享受五保供养待遇的村民通过村民委员会向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本人因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无法表达意愿的，由其近亲属、村民小组、村民委员会或者其他村民代为提出申请。申请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无法提出书面申请的，可以口头提出，由村民委员会予以登记。

　　（二）村民委员会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对其申请进行评议，并将评议结果在本村范围内公示3日。村民对评议结果无重大异议的，由村民委员会将有关材料报送乡（镇）人民政府审核。

　　（三）乡（镇）人民政府应当于收到评议意见之日起20日内，对申请人的自然条件、家庭条件和经济条件进行调查核实，提出审核意见，报送县（市）区民政部门批准。

　　（四）县（市）区民政部门应当于收到乡（镇）人民政府审核意见和有关材料之日起日内作出批准决定。认为有必要时，可以进行复核。

　　（五）对批准享受农村五保供养待遇的，根据供养形式，由乡（镇）人民政府与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或者村民委员会、农村五保供养对象以及供养责任人签订供养协议，发给《农村五保供养证书》，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凭《农村五保供养证书》享受供养待遇。对不予批准的，退回申请材料，并书面说明理由。

　　第九条 已经取得《农村五保供养证书》的农村五保供养对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村民委员会或者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向乡（镇）人民政府报告，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并报县（市）区民政部门核准，停止其享受供养待遇，撤销《农村五保供养证书》：

　　（一）有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且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具有履行法定义务能力的；

（二）重新获得稳定的生活来源，或者承包地（山林）、宅基地被依法征收、占用，获得的补偿金额能够维持基本生活的；

（三）已具备劳动能力的；

（四）年满16周岁，且完成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学业，并具备劳动能力的；

（五）农村五保供养对象死亡。

　　符合前款第二项规定条件的农村五保供养对象，要求继续在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享受供养服务的，经县（市）区民政部门批准可以按照有偿供养服务的有关规定，由其自费养老。

　　第十条 农村五保供养形式分为集中供养和分散供养。

　　实行集中供养的五保对象由农村五保供养机构供养。由乡（镇）人民政府与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签订协议，明确相关责任和义务，并由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提供吃、穿、住、医、葬以及文化娱乐和康复活动等供养服务。

　　实行分散供养的五保对象，由县（市）区财政部门按照当地农村五保供养标准提供供养金，由村民委员会负责管理和照料其日常生活，也可由村民委员会委托其亲友、村民、其他社会组织以及志愿者提供服务，或者由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定期提供适当的供养服务，县、乡两级人民政府负责住房的建设和维修，村民委员会给予协助。

　　农村五保供养对象未满16周岁或者已满16周岁，仍在接受义务教育的，其供养内容包括为保障义务教育所提供的款物。

　　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应当由个人负担的费用，由县（市）区人民政府统一支付，并按照省有关规定享受农村医疗救助待遇和医疗服务优惠待遇。

　　村民委员会、受委托的代养人和五保供养对象三方要签订供养协议，约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落实服务内容和责任。

　　第十一条 农村五保对象中的孤儿，以县（市）区为单位集中供养，也可由县（市）区财政出资送城市社会福利院、孤儿学校供养或者就学。精神病患者要由县（市）区财政出资送精神病医院治疗，或者由有精神病患者治疗、看护职能的城市社会福利院及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集中供养。

　　第十二条 农村五保供养的范围包括伙食费、服装被褥费、医药费以及适当的文化娱乐和个人零用费用。集中供养的五保对象，年生活供养金标准不得低于2400元。分散供养的五保对象，确无生活来源的，年生活供养金标准不得低于1400元；有一定生活来源的，年供养金标准不得低于800元。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标准适当提高供养金标准，报市人民政府备案后公布执行。

　　第十三条 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的建设，以市、县、乡三级人民政府投资为主，社会捐助为辅。

　　建设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根据当地农业人口和乡镇分布以及地理环境、资源条件等情况，按照因地制宜、量力而行、统筹规划、整合资产、合理布局的原则，有计划地进行新建、改建、扩建。

　　鼓励支持有条件的地区整合现有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资源，兴建具有区域性中心供养服务功能的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

　　第十四条 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具备条件的，按照事业单位登记和管理。所有管理服务人员实行聘用制，其月工资不低于当地最低标准，具体事项由县（市）区人民政府确定。

　　非政府投资兴建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承担农村五保供养服务的机构，按照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和管理。除管理费用和供养资金外，与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享有同等待遇。对承担无偿公共服务义务的，政府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给予适当补贴。

　　第十五条 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可由县（市）区民政部门直接管理或者县（市）区人民政府委托乡（镇）人民政府管理。

　　第十六条 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应当设立院务管理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院务管理委员会由管理服务人员和农村五保供养对象代表、社会捐助方代表组成。涉及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利益的管理事项，应当经院务管理委员会集体讨论。

　　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应当遵守省、市民政部门制定的管理服务规范，实行财务收支等院务公开，保证食品安全和消防安全，接受民政、财政、审计等有关部门和社会的监督。

　　第十七条 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开展以改善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生活为目的的农副业生产经营，应当视为公益性活动。乡（镇）人民政府应当为其提供必要的生产经营条件，政府有关部门应当给予扶持。

　　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因自然灾害遭受损失的，政府对其生活救济、住房恢复重建予以优先照顾和安排。

　　第十八条 鼓励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提供社会化养老服务。在保障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水平不降低的前提下，允许其以有偿服务的方式，接收农村五保供养对象以外的老年人、残疾人、孤儿入院。有条件的，应当建立活动中心，为老年人、残疾人提供文化娱乐和康复保健服务。

　　第十九条 农村五保供养对象所需供养资金，主要来源于转移支付省拨资金和省财政补助资金及市、县两级财政配套资金，不足部分由市、县两级财政按3∶7比例纳入预算解决，确保专款专用。

　　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的管理服务人员费用、办公费、房屋建设和维修费、取暖费、水电费和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的丧葬费等管理费用，纳入县（市）区财政预算解决。其中，管理服务人员费用，由财政部门按管理服务人员与供养对象1∶6至1∶8比例拨付。

　　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管理费用，随着物价上涨和全社会平均工资标准提高等因素而相应提高。

　　第二十条 集中供养的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的供养资金和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的管理费用，由县（市）区民政部门提供统计数据，县（市）区财政部门按照年度预算直接拨付到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

　　分散供养的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的供养资金，由县（市）区民政部门核定发放数据，县（市）区财政部门直接通过银行、信用社、邮政储蓄所发放到户。

　　第二十一条 鼓励有条件的乡（镇）人民政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提供资金或者资源利用等方面的支持，用于补助和改善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的生活。

　　第二十二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农村五保供养工作的具体规定。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农村五保供养工作管理制度，并负责组织实施。

　　第二十三条 各级民政部门对符合五保供养条件的村民应当登记造册，建立农村五保供养对象数据库，实施动态管理。

　　第二十四条 各级财政部门应当按时足额拨付农村五保供养资金，并根据农村五保供养工作的实际需要，安排必要的工作经费。

　　第二十五条 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的认定、审批程序及农村五保供养标准、资金使用等情况，应当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第二十六条 农村五保供养对象依法享有私有财产的所有权。其私有财产可以由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委托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代管，具体方式应当在供养协议中载明。私有财产被他人合法占用的，占用人应当支付相应费用。

　　农村五保供养对象享有与普通村民平等的土地（山林）承包权。已获得承包权的土地（山林）转由他人代耕的，应当享有相应的流转收益。

　　第二十七条 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予以辞退；给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或者农村五保供养对象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克扣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应当享受的供养款物的；

（二）虐待、侮辱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的；

（三）贪污、挪用、盗用、截留、私分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或者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的财物的；

（四）违反安全管理规定造成严重事故的；

（五）有侵犯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合法权益的其他行为的。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所称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是指由政府投资和管理的，用于供养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的敬老院、养老院、福利院等社会公共福利机构。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