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财政局 上海市国家税务局等


市财政局等转发财政部等关于高新技术企业境外所得适用税率及税收抵免问题的通知



关于转发《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高新技术企业境外所得适用税率及税收抵免问题的通知》的通知

各区县财政局、税务局，市财政监督局，市税务局各直属分局：

　　现将《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高新技术企业境外所得适用税率及税收抵免问题的通知》（财税〔2011〕47号）转发给你们，请按照执行。

　 　上海市财政局

　 　 上海市国家税务局

　 　 上海市地方税务局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高新技术企业境外所得适用税率及税收抵免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1〕4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以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125号）的有关规定，现就高新技术企业境外所得适用税率及税收抵免有关问题补充明确如下：

　　一、以境内、境外全部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总收入、销售收入总额、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等指标申请并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其来源于境外的所得可以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即对其来源于境外所得可以按照15%的优惠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在计算境外抵免限额时，可按照15%的优惠税率计算境内外应纳税总额。

　　二、上述高新技术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的其他事项，仍按照财税[2009]125号文件的有关规定执行。

　　三、本通知所称高新技术企业，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经认定机构按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08]172号）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国科发火[2008]362号）认定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并正在享受企业所得税15%税率优惠的企业。

　　四、本通知自2010年1月1日起执行。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二〇一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对《公司法》第76条法律规范性质的分析检讨

李红军


内容提要：本文从法律规范分类的角度，界定了公司法第76条的规范性质，并进而检讨了该条规定采推定适用规范的立法预设，分析了该条规定采推定适用规范的立法技术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认为其有修正的必要。

关键词：推定适用规范 预设 检讨



一、第76条的规范性质

法律规范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作不同的分类，我国学者通常依据法律规范是否可以由当事人约定排除适用为标准，分为强制性规定和任意性规定[①]，加拿大学者布莱恩.R.柴芬斯则以规则的适用条件为标准，将法律规范分为强制适用规范、推定适用规范和许可适用规范[②]，同样的分类方法也为其他学者所采用[③]。其中，“推定适用规范是指不需要各方采取任何种类的积极确认措施即予适用的规范”，而许可适用规范则是指“不能自动适用而需当事人作出选择后方能予以使用的规范”[④]，两者的差别在于，推定适用规范除非选出，否则适用，采用该立法技术可以填补当事人约定的空白并节约当事人对该事项进行磋商的交易成本；而许可适用规范是除非选入，否则不适用，采用该立法技术可以提示并授权参与各方对该事项进行特别磋商，从而体现立法者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同时也体现了立法者不能判断该事项是否符合大多数参与者的利益。

根据这一分类，《公司法》第76条[⑤]的规定显然属于推定适用规范，除非股东在章程中排除，否则，关于“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的规定自动适用。



二、第76条的立法预设

从第76条的规定来看，该条规定采推定适用规范，是建立在以下两个预设基础上的：

第一个预设是认为，大多数情况下，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继承股东资格是符合股东利益的。因为在立法技术上采用推定适用规范，意味着立法者认为该规定的推定适用“符合有关各方的期望和需要”，与“其所适用的大多数公司参与者的偏好一致” [⑥]，因此，推定“合法继承认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可降低股东对此进行专门磋商的交易成本和填补股东未对此事项在章程中进行约定时的意思空缺。

第一个预设是认为股东能够在章程中作出与第76条前段相反的规定，从而排除第76条的当然适用，有学者因此认为这是对股东意思自治的尊重和维护[⑦]。



三、对第76条立法预设的辩驳

我们认为，前述预设是不能成立的，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大多数情况下，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继承股东资格是不符合其他股东和公司利益的，也违背了有限公司“人合”的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人合”的性质意味着“公司股东之间通常具有很强的人身信任关系”[⑧]，这种人身信任可以有效地降低管理成本和运营成本，是实现有限责任公司效率的保证。因此，有限责任公司“股份自由转让的限制”成为有限责任公司基本的治理模式和“控制模式”[⑨]。

在正常的情况下，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因与原股东之间缺乏人身信任，继承人继承股东资格显然会对公司股东间原有的人际关系构成冲击，从而破坏有限责任公司“人合”的基础，通常并不符合其他股东和公司的利益。

由此，我们可以合理推断，在正常的情况下，《公司法》第76条的第一个预设是不能成立的。



其次，预设股东会理智地在在公司章程中就股权继承作出约定不切实际。

从实践来看，目前的有限公司章程制定程序使股东通常不能就股权继承问题作出规定。根据我国目前公司登记管理的情况，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为了节约审查章程合法性的成本，普遍存在为公司设立人提供格式章程的现象，因此，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往往是根据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供的章程范本来制定的，普遍存在着简略粗疏的问题”[⑩]。本文在写作过程中，通过网络随机查询了十个县市级工商局提供的范本，均无有限公司股权继承的规定[11]，可以想见，法律预设公司股东会在章程中就股权继承问题作出理性约定是不切实际的。

从统计数据来看，大部分企业的章程未对股权继承问题作出规定。2003年4月，《中国企业家》杂志社曾就股权继承等相关问题对部分中国民营500强企业负责人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尽管100%的企业负责人认为股权继承问题非常重要，但90%的被调查对象表示在公司成立之初，发起人间没有一起讨论过股权继承问题，而84.2%的公司负责人承认在其公司章程中没有涉及股权继承条款，只有15.8%的公司在章程中涉及了一些股权的继承问题。[12]

从文化背景上看，在章程中规定股权继承问题不符合国人的文化观念。中国人一向对涉及死亡的事宜比较忌讳，而在公司成立时就对死后的事项作出安排更是不符合大多数人的文化心理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