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茂菊不服重庆市渝中区劳动局工伤性质认定案

金代权 彭英

[案情]
原告：任茂菊，女，汉族，1974年5月10日出生，中国建设银行重庆市分行渝中区支行职工，住重庆市江北区金沙打铁街91号。
被告：重庆市渝中区劳动局（以下简称“区劳动局”）。地址：渝中区金汤街74号。
第三人：中国建设银行重庆市分行渝中区支行（以下简称渝中区建行）。地址：渝中区民安路。
第三人渝中区建行系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全民所有制商业银行，原告任茂菊系其储蓄科聘用职工，双方签有劳动合同书。1998年4月10日，任茂菊所在储蓄科在科长带领下，集体到成都银厂沟春游。副科长郭忠文联系支行驾驶员王立进，驾驶该行渝A15746丰田旅行车，带领储蓄科职工14人，于下午五点过从单位出发。车过成渝高速公路白市驿收费站后，郭忠文主动要求驾车。当车行至成渝高速公路193公里处时，因躲避前方标志，与右护栏相撞翻滚，造成重伤三人，轻伤一人的交通事故。任茂菊受重伤，经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诊断为骨盆骨折，右髋关节后脱位伴股骨头骨折，T12椎体压缩性骨折，头皮及全身多处软组织挫裂伤，右髋创伤性关节炎。郭忠文因违反支行纪律，擅自组织春游，造成交通事故，被第三人渝中区建行给予行政记过处分。1999年4月，任茂菊向被告区劳动局申请工伤性质认定，区劳动局经调查，认为任茂菊受伤不符合劳动部（1996）266号文件即《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以下简称“《试行办法》”）第八条规定的工伤认定条件，于2001年5月21日作出劳险NO417号工伤性质认定书，认定任茂菊受伤不应认定为工伤。任茂菊不服，申请复议。重庆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经复议，维持原认定结论。为此，任茂菊向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原告任茂菊诉称：我系渝中区建行储蓄科职工，下派储蓄所锻炼。1998年4月10日，科里组织到成都春游，通知我必须回科参加活动，我说有事请假，未准。在旅途中发生车祸，我受重伤。向区劳动局申请工伤认定，区劳动局作出我受伤不属工伤的认定结论。区劳动局适用《试行办法》第八条是错误的，应当适用重庆市人事局渝人发（1997）75号《重庆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因公伤亡认定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第二条（二）款七项。因此请求判决撤销区劳动局对我受伤不认定为工伤的结论。
被告区劳动局辩称：储蓄科职工未经行领导批准，私自组织春游，并非参观学习，任茂菊在此次活动中受伤，不符合工伤认定条件。我局劳险NO417号认定书，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判决维持。
第三人渝中区建行认为：我行储蓄科部分同志在科长组织下，未经行领导批准，动用支行车辆私自外出春游，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我行已对相关责任人给予相应处分，任茂菊在春游途中遇车祸受伤，不具备认定为工伤的条件，区劳动局所作结论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判决维持。
[审判]
渝中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渝中区建行储蓄科未经行领导批准，擅自动用支行车辆外出旅游，途中遭遇车祸，虽属不幸，但该次活动不具备公务性质，原告任茂菊受伤不符合《试行办法》规定的工伤认定条件。被告区劳动局认定原告任茂菊受伤不属于工伤范围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原告任茂菊提出其本人不愿参加这次活动，而被科长郭忠文强行要求参加，且自己并不知道这次活动系科长未经行领导同意的行为，因有充分证据证明此次活动确系科里组织的活动，故即使原告不知情，也不能否定科里擅自行动这一事实。关于本案适用法律问题，渝中区建行系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并非行政事业单位，故原告提出本案应适用重庆市人事局《暂行办法》，理由不能成立。据此，依据《试行办法》第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条、第五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01年9月19日作出如下判决：
维持渝中区劳动局作出的劳险NO417号对任茂菊受伤不认定为工伤的性质认定。
一审宣判后，任茂菊不服，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其上诉称：原审认定的事实与客观实际情况不符。1、1998年4月10日全科到成都春游是科长郭忠文、沈蓉组织安排的集体活动，不是私自相约和自发性的个人行为，我参加单位集体活动受伤，应参照重庆市人事局渝人发（1997）75号文认定为工伤；2、这次活动安排在上班时间；3、这次活动经费绝大部份是储蓄科奖金，具有福利性质，且用的是单位运钞车和专职司机；4、重大交通事故的起因是科长郭忠文违规擅自驾车。
被上诉人区劳动局辩称：任茂菊受伤不符合《试行办法》第八条规定，不应认定为工伤，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渝中区建行辩称：1、我行储蓄科部分职工私下邀约，自发组织的这次活动，未经行领导同意，是部分人的私自行为，非单位组织的活动；2、上车地点是华一坡，且大部份人是六点以后走的，说明他们不是因公活动，而是利用休息时间邀约到成都玩耍，因而任茂菊在这次活动中受伤不应认定为工伤。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1998年4月10日，渝中区建行储蓄科由科长带队集体到成都银厂沟春游系全科性的集体活动，不是任茂菊与他人相约外出春游的私人行为。外出春游使用的车辆是支行的运钞车。对于储蓄科搞集体活动是否要向行领导请示、汇报，是否可以私自运用单位的运钞车春游，这是渝中区建行内部管理的问题，不能以此为由认为该活动为私人行为。上诉人任茂菊在此次交通事故中无任何过错责任，受重伤显然无辜。《试行办法》系劳动部的规范性文件，是工伤性质认定案件可参照的规范性文件，不是法律、法规，也不是规章规定。《试行办法》未穷尽所有工伤性质认定的情形，且试行后未作修改，必须结合具体受伤者的情况认定工伤性质。本案上诉人任茂菊是在参加科里组织的集体活动中发生交通事故而受伤，至于组织这次活动的科长是否向支行领导汇报，车辆是否经行里指派，作为一般职工的任茂菊不可能知晓，她仅是去参加集体活动的一员。并且，任茂菊向科长请假，未准许，这也说明是一种组织活动。因而被上诉人渝中区建行辩称此次春游未经行领导同意，是部分人的私自行为，不是单位组织的活动的理由不成立。重庆市人事局渝人发（1997）75号文《暂行办法》规定：“参加本单位或上级组织的文体比赛、集体活动时造成伤亡应认定为工伤。”被上诉人渝中区建行以前也是事业单位，人权应是平等的，可参照上述规定认定为工伤。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渝中区劳动局对《试行办法》中未列举的受伤情形认为均不能作为工伤认定的理解有误，未考虑本案具体情况，错误适用《试行办法》第八条的规定。原判以此次活动不具备公务性质，不符合《试行办法》规定的工伤认定条件，而维持了渝中区劳动局对任茂菊受伤认定为非工伤的性质的认定，显属不当。为了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保护弱势群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二）项的规定，于2002年4月3日作出如下判决：
一、撤销渝中区人民法院（2001）中区行初字第51号行政判决。
二、撤销渝中区劳动局2001年5月23日所作出的劳险NO417号对任茂菊受伤认定为非工伤的性质认定。
三、限渝中区劳动局在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对任茂菊作出工伤性质认定。
[评析]
这是一件新类型的工伤性质认定案件。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对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等均存在较大争议，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企业职工参加本单位内设机构组织的集体活动时造成伤亡应否认定为工伤。现仅就该争议焦点浅析如下。
一种观点认为，企业职工参加本单位内设机构组织的集体活动时造成伤亡不应认定为工伤。理由是：1、从规范性文件的内容上看，对于企业职工的工伤性质认定主要适用的是劳动部的《试行办法》。该办法第八条采用列举加概括的方式对工伤范围及其认定作出了规定：该条第（一）至（九）项采用了列举式，其中并不包括参加单位机构组织的集体活动这一项；作为兜底条款的第（十）项：“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是劳动部兼顾工伤情况的多样性和立法的有限性所作的技术性处理。从目前对企业工伤性质认定没有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况下，该项条款实际上是排除了该条第（一）至（九）项以外的一切情形。2、从法律规范的适用对象上看，企业工伤性质认定的法律规范只有劳动部的《试行办法》。虽然重庆市人事局《暂行办法》规定：“参加本单位或上级组织的文体比赛、集体活动时造成伤亡应认定为工伤”，但该办法适用对象是“本市党政机关、行政机关、权利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社会群众团体、全民、集体所有制事业单位的全体工作人员”，根据行政法的法定原则，该《暂行办法》不能适用于企业职工。3、从本案实际上看，代表组织的活动应是渝中区建行，不是其内设机构储蓄科。内设机构储蓄科的行为不能代表渝中区建行的行为。对这种内设机构的行为，应按谁组织谁承担法律责任的原则处理，如果不是这样，单位就可能在无过错的情况下承担过于广泛的法律责任，有违公正原则。就本案来说，储蓄科长组织该科的春游，未经建行领导的批准，是一种严重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在此次春游中造成任茂菊伤残，应由储蓄科长个人负责，而不应由单位渝中区建行承担，任茂菊完全可以通过民事途径向储蓄科长个人索取赔偿，获得救济。因此，对该次活动，应认定不具备公务性质，在非公务性质活动中受伤的任茂菊，虽其本人没有任何过错，但不能认定为工伤。
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将企业职工参加本单位内设机构组织的集体活动时造成的伤亡认定为工伤。笔者同意这一观点。理由是：
（一）《试行办法》的法律条文无明文规定，可适用法律原则和精神来指导和规范。
现行认定工伤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实施细则》、《试行办法》等规定，其中对企业职工工伤性质认定作出具体规定的只有《试行办法》，法源相当不足。正如前面第一种观点所述，《试行办法》没有将企业职工参加本单位组织的集体活动时造成的伤亡纳入工伤性质认定范围。但是笔者认为，这并不能成为此种情况不能认定为工伤的理由。因为与现代国家行政管理具有的专业性、技术性及适应性、多变性等因素相比，法律条文的有限、有条件和相对稳定的特性使得我国的立法现在无法跟上需要，立法中的空白地带大量存在，且制定法和法律文件的用语也不可能是绝对明确的。故在对“行政的法定性”的理解上，不能机械地认为必须要有具体法律规则为依据，实质上“依法行政之‘法’不仅应包括法律规范，还应包括法律的一般原则以及法律目的和法律精神”①。目前工伤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法条不可能包罗万象，无一遗漏地进行列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能因为规范性文件，即《试行办法》的具体条文没有对某种情况加以列举，就以“于法无据”而拒之门外，而是应当结合有关工伤保护的法律原则、法律目的或法条背后所隐含的法律精神、法律价值来进行认定。
（二）工伤性质认定的法律原则和精神。
所谓工伤，是指职工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因执行职务而受到的意外伤害。我国工伤保护的立法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加强劳动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摆在立法宗旨的第一位。这些足以可见，我国在劳动立法方面为实现平等，针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的不同地位赋予了他们不对等的权利义务，法律重在保护与用人单位相比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据此，属于劳动保护组成部分的工伤保护的首要法律原则和精神应该是：最大可能的保障主观上无恶意的劳动者在生产劳动过程中遭受事故伤害和患职业病后能获得医疗救治、经济补偿和职业康复的权利。
（三）根据工伤性质认定的法律原则和精神，在企业组织的集体活动中受伤应属于工伤保护范围。
从字面意思理解，工伤理应只发生在工作中。但笔者认为，这是对工伤的狭义理解，从上述工伤保护的法律原则和精神来看，其重心是保障无恶意劳动者在劳动中伤亡后能获得救济，所以对于工伤，应尽可能地朝着有利于劳动者利益的角度进行宽泛理解，即扩展到发生在生产劳动过程中。而生产劳动过程应包括工作中和进行与工作相关事务的活动。而企业组织的集体活动就属于此处所说的与工作密不可分，甚至贯穿于工作中的相关事项。这种相关性主要体现在：企业根据自身生产特点，生产要求开展的集体活动较之于职工私下相约活动，更具有指导性；更能加强职工之间的团结和睦，增强员工凝聚力；更能调动员工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归根到底，更有利于“工作”的开展；并且某些集体活动还是职工休息权得以保障和享受福利待遇的体现，是单位必须予以组织的。正因为如此，大多数单位通常在工作中、工作之余都要开展形式多样的集体活动，以形成“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工作局面，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如果在参加应工作需要而广泛存在的集体活动（某些活动还带有一定强制性）中伤亡，却不能一视同仁，认定为工伤，享受同等待遇，而是让职工个人来承担风险，这明显加重了无恶意劳动者的义务，不仅显失公正，而且不符合我国工伤保护的法律精神，不利于监督企业在开展集体活动时尽到谨慎义务，集体活动也将无法继续开展。
综上所述，劳动部《试行办法》未将企业职工参加本单位组织的集体活动时造成的伤亡认定为工伤，是其滞后的表现。其与同属规范性文件的重庆市人事局《暂行办法》相比，后者将参加单位组织的集体活动受伤纳入应认定为工伤的范围，比前者更具有突破性。虽然本案任茂菊属于企业职工，不能适用《暂行办法》的规定，但是根据前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立法精神，企业工作人员与党政机关、全民、集体所有制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享有的劳动权利和负有的劳动义务应是一致的。故企业职工在类似情况中受伤，也应认定为工伤。并且本案被告渝中区建行以前也是事业单位，仅仅因为改制为企业，职工在同样的情况下，以前可享受工伤待遇，以后则不能，与理与法不符。
（四）内设机构组织的集体活动的性质。
企业职工参加单位组织的集体活动时伤亡，应被认定为工伤，这是以上已论证的问题。但是任茂菊参加的集体活动存在特殊性，即活动在形式上是由储蓄科组织的，而非渝中区建行，这就涉及对内设机构组织的集体活动如何认识的问题。笔者认为内设机构组织的集体活动能否视为单位行为，不能一概而论，应视单位具体情况而定。理由是：单位作为一个大集体，其不可能事无巨细，只由一个部门进行管理，为降低管理成本，合理配置资源，提高效率，单位必须授权内部不同的部门分别行使管理权力。这种职务授权包括工作职权，同时也包括对工作相关事务的管理权，例如对集体活动的组织。在这种分工合作的情况下，内设机构的活动不能一概视为单位行为，应区别对待：1、如果单位对内设机构的职务授权（包括内容和程序）明确，并且对职工公布过，那么，内设机构如若超出单位授权范围擅自行为，其职工是应当知晓的，在应当知道非单位组织活动的情况下，职工仍参加该次活动，应视为职工的私人行为；2、如果单位职务授权不明确或未向职工公布，那么即使是内设机构擅自组织的活动，只要参与活动的一般职工在无过错的情况下有理由相信是单位组织的活动，则借用民法中“表见代理”理论，单位应对该次集体活动承担责任。因为在内设机构是否有权组织集体活动方面，作为“善意相对人”的一般职工，较之单位而言，处于弱势地位，为平衡双方利益，实现真正的平等，就应在此种情况下加重单位的责任；且授权不明，责任在单位，所以风险理应由单位承担。任茂菊参加的这次集体活动，是由科长组织的全科性活动，使用的是支行运钞车，具有强制性（不允许请假），这些表象在渝中区建行内部管理不甚明确的情况下，足以使无任何过错的任茂菊相信是单位组织的集体活动。故本案储蓄科组织的活动应视为渝中区建行组织的集体活动，任茂菊的受伤行为应认定为工伤。

（作者单位：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注释]
①引自应松年著《依法行政读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9页。


关于刑事诉讼证据立法的几个问题
范德浩

　　干朝端当前，刑事诉讼证据立法已经提上了立法的议事日程。其中有些问题尤为基层司法部门的同志所关注，迫切希望这些问题能在立法中得到解决。这些问题包括：
一、关于非法取得证据的采信
　　目前，对于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大家的认识基本一致，即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对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持排除态度。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规定，对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可以依法重新取证。公安部的有关规定则对非法证据的效力没有涉及。如何协调三家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也是刑事证据立法所要解决的任务。
　　对于非法取得的物证，理论界和司法界认识分歧较大。世界各国对这一问题的处理、立法也差异颇大。美国采取的是较严格的排斥法，他们认为非法证据一般都应排斥，不能作为证据采信，但也设置了“最终和必然发现的例外”、“善意例外”等例外情形，缩小了非法证据的范围；英国虽同属英美法系，但对非法物证一般原则上不予排除，将自由裁量权委与法官。德国刑诉法对非法获取的物证的证据效力没有涉及，但对侵犯人的尊严和人格自由所得的证据予以禁用，但对重大犯罪，则前者应当让步。日本对于非法获得的物证的排除要求较为严格，如果不是因“重大违法”所获得的物证，或者当事人无异议的，一般都可采信，只有因“重大违法”所获得的物证，才可以排除。比较各国对于非法物证的态度，我国目前采用类似美国的做法不大现实。我国目前可以参考德国、日本、英国等国的刑事证据制度立法，采取一种对非法物证持否定态度，但在审判实践中区别不同情况加以不同处理的方式。
　　具体来说，可以在排除非法物证思想确立的前提下，从制度和立法上做以下的设计：(一)对取得过程中有轻微违法行为的，可以依法重新取证，或者补办合法手续，按照法定程序和方法重新取证；(二)对取证过程中有重大违法行为的，其所取非法证据一律摒除，法庭不得采信。对重大违法行为的判断，可以界定为：第一，非法取证受到法律处罚或受到行政处罚的行为；第二，手段恶劣、后果严重、影响较大的非法取证行为，如以暴力、胁迫方法强行侵入民宅搜查或强行搜查人身的行为，损坏财产、伤害人身的搜查行为等；第三，排除非法证据有危及国家安全之虑，或对社会重大公共安全存在威胁的重大犯罪应作为例外情形处理。例外情形的认定由法官据此自由裁量。
二、关于证人出庭作证
　　当前在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率偏低，特别是被告人翻供或供述与证人证言有矛盾时，证人不出庭便无法当庭质证。在刑事自诉案件中证人不出庭作证尤为普遍。这些证人多为自诉人或被诉人的邻居、同事等，对出庭作证顾虑较多。
　　当前证人出庭作证率低，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我国目前仍未建立证人无理拒绝作证制裁制度；二是我国的法律法规对证人出庭作证缺乏相应的保障性措施。针对第一个原因，在我国立法中可明确规定，对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作证的证人，可以拘传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训诫、具结悔过或者处以罚款、拘留。针对第二个原因，应加强对证人的安全保护，并在新的立法中作出对证人的补偿安排，其中应包括证人的在岗工资、奖金损失费、作证时的交通费、食宿费等。对这些经济补偿应根据证人的不同情况由财政支出。
　　对证人出于合理的理由拒绝作证的情况，刑事证据立法应一并予以考虑。我国立法没有规定证人可以拒证的权力。我国古代历来都有亲亲相隐的传统。解放以后，我们将其作为封建的东西抛弃了。但西方许多国家都有类似我国古代立法的条款。如德国刑诉法规定被告人亲属有绝对拒证权；英美法系规定夫妻间在婚姻存续期间享有相互拒证权；日本也有近亲属间享有刑事责任拒证权。法国刑诉法规定，包括配偶在内的父母、儿女或其他直系卑尊亲属、兄弟姐妹等有义务作证但免于宣誓，因而不负伪证的法律责任，其证言效力只作参考而不作裁判的主要证据。韩国及我国的台湾也有亲亲相隐的类似规定。因此，不应将“亲亲相隐”简单地做为封建残余予以抛弃。可以考虑在刑事证据立法中把亲属拒证权列入有合理的理由拒绝作证的情形之中。这样做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及稳定，其立法的指导思想是，社会期望通过保守秘密来促进某种关系。社会极端重视某些关系，宁愿为捍卫保守秘密的性质，甚至不惜失去与案件结局关系重大的情报。保护亲情和家庭，也就是保护社会的最基本的单元和细胞。如果家庭得到了最精心的呵护，社会就有了和谐及稳定的基础。因此，为了稳定家庭进而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通过近亲属免证权在惩处犯罪上做出小的牺牲和让步，以换取更大的社会利益，是实现现代法制可考虑的做法之一。
　　拒证权还可以考虑列入的有：因作证而自我归罪的；因职业原因享有保守秘密的义务的，如律师与被告人、医生与病人等。联合国有关公约还规定法官在履行职务中得知的秘密也享有免证权。通过立法赋予部分人作证豁免权很有必要。
三、关于证据开示制度
　　根据刑诉法和司法解释的条款，我国刑事审判程序中已有一些有关证据开示的规定，如检察院要在开庭前移送证据目录，要移送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等。然而，由于目前刑诉法对证据开示所做的规定过于粗略，最高人民法院所作的司法解释对检察院并无约束力等因素的存在，在审判实践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和矛盾，有时甚至使得开庭审理不能顺利进行。如1999年8月，武汉市某基层法院审理了宋某、马某贪污一案。在庭审时，公诉人出示了一份十分重要的证据材料，由于该证据在庭审前未移送复印件，辩护律师未能查阅到。辩护律师束手无策，只有请求法庭延期审理。根据最高法院法释〔1998〕23号司法解释《关于执行〈刑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5条：“如果辩护方提出对新的证据要做必要准备时，可以宣布休庭，并根据具体情况确定辩护方作必要准备的时间。”法庭只能同意律师的意见，进行休庭。如果建立了证据开示制度，规定未在庭审前开示的证据，庭审时不得出示，那么就不会出现庭审时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出示证据的现象，庭审效率会大为提高。
　　对证据开示是检察院单向开示，还是检察院、律师双向开示在认识上目前不尽一致。由于现行法律没有律师要在庭审前向检察院出示证据的规定，因此，庭审时常常出现律师出示主张无罪、轻罪的证据，而检察员没有准备的非常被动的情况。因此，有同志建议证据开示制度应是双方互相开示，权力均等。双方未开示的证据庭审时均不得出示。当然，也可以有一些例外的安排。
　　证据开示应在庭审前进行，由非审理本案的法官主持，以避免庭审法官产生先入之见。
　　也有人认为，证据开示制度讲的是程序问题，从诉讼结构上来讲，安排在证据立法中不太妥当。另一种意见认为，刑事证据立法不是刑诉法中证据部分的简单扩张或改写，而是就有关联的证据问题一并立法。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看，这样安排有很大好处。
四、关于鉴定问题
　　司法鉴定是目前困扰人民法院的一个头痛问题。其主要表现是一件案子、一个当事人可能同时有几个甚至多达六、七份来自不同级别的鉴定单位的鉴定，法庭开庭时很难采信。如何规范这种重复鉴定、大打鉴定战的现象呢?
　　一种意见认为解决这种状况的方法可以采用行政的方法解决，即一个地区指定一个权威部门做鉴定的最后的裁定部门，法院审判以这个权威部门的鉴定为准。这样可以减少重复鉴定的现象。
　　另一种意见认为司法鉴定如法医鉴定是一种科学鉴定，科学问题很难用鉴定单位级别高低、权威大小来决定。级别低的鉴定单位对某类鉴定问题术有专攻，很可能他的鉴定是正确的；级别高的鉴定单位也难免有疏忽、出错的时候。因此指定某一个鉴定单位做最后的权威的鉴定单位既不合理、也不符合科学方法。所谓法定证据，其最突出的表现便是对各种证据的证明力作出预先规定。如果法院或其它部门指定某一部门为最权威的鉴定单位，无疑是预先设定了其鉴定结论为最有效的证据。这种做法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是行不通的。
　　要解决重复鉴定法庭无法采信的问题，我们认为，首先要解决对鉴定的认识问题。要认识到科学鉴定也是一种证据，这种证据只有经过正当的程序进行审查确认符合客观实际时才能采信为诉讼证据。不经过质证的证据我们不应无条件地采信。在这一点上鉴定结论并不比其他证据材料享有任何的特权。要认识到鉴定结论是可能出错的，鉴定结论并不等于科学结论。鉴定的证明力并不必然地高于其他证据材料。鉴定的正确与否并不必然与鉴定单位的级别高低成正比。审判人员不要迷信鉴定结论。因此，当出现多种鉴定材料时，我们一定要让这些鉴定结论经过法庭质证，然后，通过质证做出内心确信，对不同的鉴定材料做出取舍采信。仅仅依靠级别高的鉴定单位所作出鉴定结论来定案的方法，是放弃法官职责的偷懒、取巧的方法。这里，立法就要解决一个鉴定人出庭的问题。如果鉴定人不能出庭，对方就不可能对他进行质证，法庭也无从采信。目前，鉴定人不出庭已是普遍现象。因此，立法需要规定：鉴定人在法庭或对方当事人认为需要出庭时一定要出庭。鉴定人不能出庭接受质证的鉴定结论，法庭可以不予采信。
五、关于证据的灭失和固定
　　在审判实践中，审判人员经常会遇到因侦察阶段收集到的证据没有固定而灭失，或先破后侦，没有收集证据，破案后因证据不足造成疑案的现象。证据的灭失往往还与赃款赃物随案移送制度的虚设有关。近一时期，赃款赃物随案移送制度基本上被虚设，有时连清单也没有随案移送，由此在审判中引起了一系列问题。如有的盗窃物品需要估价，检察机关不估价、不鉴定，不负举证责任时，法院由于没有实物，也无法估价；有的案件凶器没有移送，有时在公安机关就已遗失了，导致审判证据不足。我们建议在现有的司法解释的基础上，对赃款赃物随案移送制度应在立法上有所反映。
　　(作者单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