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贵州省禁毒条例


（2011年3月30日贵州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根据2013年7月26日贵州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贵州省禁毒条例修正案》修正）




　　　　第一条 为了预防和惩治毒品违法犯罪行为，教育和挽救吸毒人员，保护公民身心健康，维护社会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第三条 禁毒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实行政府统一领导，有关部门各负其责，社会广泛参与的工作机制。
　　　　禁毒工作实行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禁种、禁制、禁贩、禁吸并举的方针，坚持教育与惩治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把禁毒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禁毒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五条 省人民政府禁毒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指导全省的禁毒工作；市、州人民政府、县级人民政府禁毒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指导本行政区域内的禁毒工作。各级禁毒委员会应当制定禁毒工作的具体措施，对本行政区域开展禁毒工作的情况进行监督、考核和评估。
　　　　各级禁毒委员会办公室负责禁毒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应当按照有关规定配备工作人员。
　　　　第六条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履行法定职责，依法打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
　　　　司法行政、工商、卫生、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安全生产监督、质量技术监督、海关、出入境检验检疫、交通运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文化、民政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开展禁毒工作。
　　　第七条 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应当结合工作实际，组织开展禁毒宣传教育，普及毒品预防知识，增强公民禁毒意识。
　　　主流媒体应当每年安排一定版面或者时段免费刊登、播放禁毒公益广告，其他媒体也应当采取多种形式进行禁毒宣传。
第八条 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将禁毒知识纳入教育、教学内容，对学生进行禁毒宣传教育。公安机关、司法行政部门和卫生行政部门应当予以协助。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阳光工程建设，采取措施促进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就业，对吸纳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就业的单位和个人给予政策优惠。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阳光工程是指以安置企业为载体，以集中安置为核心，其他形式为补充，集生理脱毒、身心康复、就业安置、融入社会四位一体的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模式。
鼓励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自主创业、自谋职业，扶助其融入社会。
　　　　第十条 城市街道办事处（社区）、乡镇人民政府负责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指导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做好禁种、禁制、禁贩、禁吸毒品的教育宣传，落实禁毒防范措施。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需要建立禁毒预防教育宣传基地，免费向社会开放。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对本单位工作人员进行禁毒教育，落实禁毒责任制，做好禁毒工作。
　　　　第十二条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对未成年人进行毒品危害的教育，防止其吸食、注射毒品或者进行其他毒品违法犯罪活动。
　　　　家庭成员有吸食、注射毒品的，家庭其他成员应当进行教育和制止，并给予生活上的关心，帮助其戒除毒瘾。
　　　　第十三条 吸毒人员应当主动向公安机关登记戒毒或者到有资质的医疗机构接受戒毒治疗；公安机关应当建立吸毒人员登记档案，对主动向公安机关登记戒毒或者到有资质的医疗机构接受戒毒治疗的吸毒人员，公安机关不予行政处罚。
　　　　第十四条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的实际需要，配备社区禁毒专职工作人员。社区禁毒专职工作人员应当向社会公开招聘。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安排财政预算禁毒经费时应当向社区倾斜，并安排一定专项经费，保障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的开展。
　　　　公安派出所应当加强对辖区内涉毒人员的动态管理，参与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的日常管理；社区医疗机构负责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的健康教育和咨询服务；司法行政、民政等部门负责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的矫治、救助、援助等工作。
　　　　第十五条 城市街道办事处（社区）、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辖区内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的分布情况，建立戒毒治疗、心理干预、帮扶救助、监督管理机制，成立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小组。工作小组由戒毒人员的家庭成员或者其他监护人、村（居）民委员会成员、社区民警、社区禁毒专职工作人员等组成。
　　　　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小组应当根据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的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方案，与戒毒、康复人员签订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协议，落实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措施。
　　　　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协议的格式和主要内容由省禁毒委员会办公室统一规定。
　　　　第十六条 吸毒成瘾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县级、市州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可以责令其在户籍所在地或者现居住地接受社区戒毒：
　　　　（一）吸毒被公安机关初次查获，有固定住所和稳定生活来源，具备家庭监护条件的；
　　　　（二）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不满1周岁婴儿的；
　　　　（三）不满16周岁的；
　　　　（四）60周岁以上的；
　　　　（五）患有严重疾病或者残疾，生活不能自理的；
　　　　（六）其他不适宜强制隔离戒毒的。
　　　　第十七条 社区戒毒人员戒毒期满，由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小组作出评估报告，城市街道办事处（社区）、乡镇人民政府提出意见，社区戒毒执行地公安机关开具解除社区戒毒通知书，并通知原决定公安机关。
　　　　第十八条 强制隔离戒毒场所的设置，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具备医疗、生活、教育、劳动等功能，并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
　　　　强制隔离戒毒场所应当设立专门区域收治病残戒毒人员，对患有严重疾病的戒毒人员，应当给予必要的看护和治疗；对患有传染病的戒毒人员，应当实行隔离治疗。
　　　　强制隔离戒毒场所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护措施，防止戒毒人员自伤、自残、自杀或者实施其他危害行为。
　　　除患有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宜强制隔离戒毒的传染病或者严重疾病的，强制隔离戒毒场所不得以患有其他传染病或者疾病、经费不足等理由拒绝收治已被决定强制隔离戒毒的戒毒人员。
　　　　第十九条 吸毒成瘾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市州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作出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
　　　　（一）拒绝接受社区戒毒的；
　　　　（二）在社区戒毒期间吸食、注射毒品的；
　　　　（三）严重违反社区戒毒协议的；
　　　　（四）经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后再次吸食、注射毒品的；
　　　　（五）初次查获吸毒成瘾严重的。
　　　　吸毒成瘾人员自愿接受强制隔离戒毒的，经公安机关同意，可以进入强制隔离戒毒场所戒毒，但应当与其他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分开管理。
　　　　第二十条 对依法可以提前解除强制隔离戒毒或者需要延长强制隔离戒毒期限的，由强制隔离戒毒场所提出意见，报原决定公安机关批准，原决定公安机关接到相关报告后，应当在7日内作出决定。
　　　　第二十一条 公安机关、司法行政等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完善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出所衔接工作协调机制。
　　　　期满解除强制隔离戒毒的，强制隔离戒毒场所应当开具解除强制隔离戒毒通知书，并在3日内书面通知原决定公安机关、戒毒人员家属、所在单位及居住地公安派出所、城市街道办事处（社区）或者乡镇人民政府。
　　　　被解除强制隔离戒毒的人员，原决定公安机关可以责令其接受不超过3年的社区康复，并将社区康复决定书转交执行地城市街道办事处（社区）、乡镇人民政府和公安派出所。
　　　　戒毒人员应当在户籍所在地接受社区康复；在户籍所在地以外的现居住地有固定住所的，可以在现居住地接受社区康复。
　　　第二十二条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在符合条件的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阳光工程安置基地（点）和社区建立戒毒药物维持治疗门诊或者流动服务站（点），为符合条件的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提供戒毒药物维持治疗。
　　　　第二十三条 社区康复人员康复期满的，或者社区康复期满1年经评估康复情况良好的，由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小组作出评估报告，城市街道办事处（社区）、乡镇人民政府提出意见，社区康复执行地公安机关开具解除社区康复通知书，并通知提出意见的城市街道办事处（社区）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及原决定公安机关。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戒毒工作的需要，可以开办戒毒康复场所；有条件的强制隔离戒毒场所，可以依法设置戒毒康复场所；支持和鼓励社会力量依法开办公益性戒毒康复场所。
　　　　戒毒康复场所应当具备康复治疗、生活服务、教育培训、生产劳动等基本功能，建立健全戒毒康复管理制度。
　　　　戒毒人员自愿申请，可以到戒毒康复场所执行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戒毒人员解除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后可以自愿申请到戒毒康复场所生活、劳动。
　　　　第二十五条 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被决定予以强制性教育措施的人员有吸毒行为的，其刑罚、强制性教育措施执行完毕后，或者被判处管制、缓刑的人员有吸毒行为的，公安机关可以依法采取相应的戒毒措施。
　　　　第二十六条 戒毒人员及家庭成员在入学、就业、享受社会保障等方面不受歧视。有关部门、组织和人员应当在入学、就业、享受社会保障等方面对戒毒人员给予必要的指导和帮助。
　　　　第二十七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组织、参与、教唆、介绍、引诱、欺骗他人贩卖、吸食、注射毒品，或者以其他方式为贩卖、吸食、注射毒品提供条件和帮助。
　　　　第二十八条 娱乐场所及餐饮、住宿、洗浴、会所等服务业的经营者、管理者应当加强对本单位员工的禁毒教育，落实禁毒防范措施，防止在经营场所发生毒品违法犯罪活动；发现毒品违法犯罪活动应当向公安机关报告，并协助公安机关开展调查取证工作。
　　　　房屋出租人发现承租人有毒品违法犯罪活动或者毒品违法犯罪嫌疑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根据查缉毒品的需要，可以依法在物流集散地、交通要道、飞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码头、口岸等地对来往人员、物品、货物以及交通工具进行毒品和易制毒化学品检查，有关单位和人员应当予以配合。
　　　　物流企业应当建立托运人、提货人身份证明登记制度。货物托运、提取的单据及验视、登记的记录应当留存90日备查，发现货物中夹带毒品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
　　　　第三十条 禁止非法种植、买卖毒品原植物。
　　　　城市街道办事处（社区）、乡镇人民政府和林业、农业等部门，应当组织开展禁种毒品原植物的宣传教育和踏查工作。发现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的，应当及时报告公安机关强制铲除，并依法查处。
　　　　第三十一条 禁止在食品、饮料中掺入罂粟壳、罂粟籽、罂粟苗等毒品原植物。
　　　　第三十二条 禁止对戒毒治疗的药品、医疗器械和治疗方法做广告宣传。
　　　　第三十三条 从事戒毒治疗业务的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报省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向省公安机关备案。
　　　　第三十四条 销售戒毒药品的，应当在有资质的戒毒所、医院和药店销售，并报省公安机关备案。
　　　　第三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检举、揭发毒品违法犯罪行为的义务，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对检举人、揭发人予以保护。
　　　　对举报毒品违法犯罪行为有功的人员和在查处毒品违法犯罪、禁毒宣传教育、戒毒帮教、禁毒科研和创建无毒县（乡、镇、单位）等工作中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教唆、引诱、欺骗、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或者介绍买卖毒品，尚不构成犯罪的，分别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处罚；以其他方式为贩卖、吸食、注射毒品提供条件和帮助，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娱乐、服务场所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的，除按照前款规定处罚外，责令停业整顿3个月至6个月，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经营许可证。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经营者、管理者未落实禁毒防范措施、管理不力，在其经营场所内发生贩卖、吸食、注射毒品违法犯罪活动，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对经营场所予以处罚：
　　　　（一）1次被查获贩卖、吸食、注射毒品5人以下的，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二）1次被查获贩卖、吸食、注射毒品6人以上10人以下的，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三）1次被查获贩卖、吸食、注射毒品超过10人的，或者1年内发生贩卖、吸食、注射毒品被查获2次以上的，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对经营场所责令停业整顿3个月至6个月。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和毒品原植物，并处3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负有责任的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停止广告发布、没收广告费用，可以并处广告费用1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擅自从事戒毒治疗业务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责令停止违法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和使用的药品、医疗器械等物品。
　　　　第四十二条 国家工作人员在禁毒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处分：
　　　　（一） 包庇、纵容毒品违法犯罪人员的；
　　　　（二） 向有毒品违法犯罪行为的单位和个人通风报信的；
　　　　（三） 对戒毒人员体罚、虐待、侮辱的；
　　　　（四） 挪用、截留、克扣禁毒经费的；
　　　　（五） 擅自处分查获的毒品和扣押、查封、冻结的涉及毒品违法犯罪活动的财物的；
　　　　（六）利用职务之便，索取、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七）弄虚作假、隐瞒毒情的；
　　　　（八）发现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没有及时报告、铲除的；
　　　　（九）违反规定办理解除强制隔离戒毒手续的；
　　　　（十）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
　　　　第四十三条 本条例自2011年5月1日起施行。2002年9月29日贵州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的《贵州省禁毒条例》同时废止。
从“中科案”看操纵证券、期货价格罪

摘要：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５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以修正案的形式将刑法第１８２条操纵证券价格罪的罪名改为操纵证券、期货价格罪，而“中科创业案”是对该条文的首次直接适用。本文针对“中科创业案”对操纵证券、期货价格罪的概念、犯罪构成以及证券市场操纵行为失控的原因和对策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中科创业　证券市场　操纵证券、期货价格罪　
作者简介：吴猛（１９７３年９月——　）男，湖南郴州人，湘潭大学法学院２０００级研究生
刘慧（１９７４年３月——　）女，湖南常德人，湘潭大学法学院２０００级研究生


一、中国证券市场"第一号大案"的法律思考
搁置了一年多、被称为中国证券市场"第一号大案"的"中科事件"距离真相大白的日子终于越来越近--6月11日上午，"中科创业"股票操纵案在北京开庭审理。尽管该案的主脑--吕梁(吕新建)、朱焕良下落不明，但毕竟部分人物都已"到场"--丁福根及上海华亚实业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董沛霖都是和吕梁比较接近的人物。丁被看作是仅次于吕梁和朱焕良的重量级人物，担任吕梁的操盘手，经手中科创业53%的流通盘股票。“中科案”集中展现了中国证券市场上庄家操纵股价，牟取暴利，转嫁风险的全过程,值得好好地研究。
在1998年12月至2001年1月间，中科创业(原名为康达尔,000048)庄主吕梁 (吕新建)和朱焕良合谋操纵中科创业股价，在全国20余个省市120余家营业部，先后开设股东账户1500余个，其间最高持有或控制5600余万股，占流通股的55.36%。中科创业的庄家将自己认为是"臭狗屎"的一只股票，从10多元炒到了80多元，其坐庄系列股票的市值高峰时多达100亿元。此后，中科创业庄家发生内讧，自2000年5月16日起，其股价以49.18元的除权价开盘后一路下跌，至2000年12月22日跌至33.59元，下跌31.70%，以后再连续9个跌停板，引发中科系列股票如中西药业、岁宝热电、莱钢股份等纷纷跳水，差点引发一场股灾。事后发现，涉案违规资金高达54亿元（１）。在迄今已暴露的违法违规庄家中，中科系巨庄堪称中国股市之最,其操纵股票价格的行为也是最为恶劣的。同时，“中科案”也是新《刑法》第182条在1999年12月25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正后的首次适用，其对今后的司法实践的指导意义是不言自明的。然而我国当前证券市场的“群庄乱舞”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为何这么多年来被绳之以法的只有“中科创业”这一家呢？在庆幸的同时我们是否也要看到对于刑法第182条的理解和适用还有进一步深化的必要呢？

二、操纵证券、期货价格罪的概念及其构成特征
经修正后的我国新刑法第18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下，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获取不正当利益或者转嫁风险，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①单独或者合谋，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的；②与他人串通，以事先约定的时间、价格和方式相互进行证券、期货交易，或者相互买卖并不持有的证券，影响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证券、期货交易量的；③以自己为交易对象，进行不转移证券所有权的自买自卖，或者以自己为交易对象，自买自卖期货合约，影响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证券、期货交易量的；④以其他方法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的。"针对单位实施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的行为较为严重的情况，刑法该条第二款还专门规定："单位犯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根据刑法这一规定，笔者认为，所谓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罪，是指违反证券、期货管理法规，为获取不正当利益或者转嫁风险，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情节严重的行为。该罪的构成特征如下：
１、关于操纵证券、期货价格罪的犯罪客体，一般通说认为是国家对证券期货市场的正常管理制度和广大投资者的合法利益。（２）时下，刑法理论上对于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罪所侵犯的客体问题有诸多不同意见。有人认为，本罪所侵犯的客体是简单客体，即证券、期货市场的正常管理秩序。（３）有人认为，本罪侵犯的客体是简单客体，即证券、期货业中的市场竞争机制。（４）也有人认为，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既侵犯了证券、期货市场的正常运行秩序，又侵犯了相关投资者的合法权益。（５）还有人认为，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既侵犯国家证券、期货管理制度，又侵犯投资者的合法权益。（６）据吕梁的操盘手丁福根交代在股价拉升和出货的过程中风险基本上都转嫁给了中小散户了,而之所以中小散户的利益得不到救济与这种犯罪客体的单一论是有关系的。所以笔者认为在中国当前的证券市场上还是应该坚持复杂客体说，不能因为投资者的利益难以具体认定就把它排除在犯罪侵犯的客体之外，这也不利于对广大投资者合法利益的法律保护。
２、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通过各种手段，实施操纵证券期货价格，情节严重的行为。根据刑法第１８２条的规定，操纵证券期货价格的行为有四种具体的表现形式：
（１）、单独或者合谋，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的行为。在“中科案”中，吕梁和朱焕良合谋非法融资数十亿元，并利用违规全国２０余个省市１２０余家营业部开立的１５００多个股东帐户，低位吸纳并锁定筹码，然后疯狂地拉升，在这支股票的基本面没有任何变化的情况下，将股价从１０多元炒到８４元，其犯罪行为极其猖獗。
（２）、与他人串通，以事先约定的时间、价格和方式相互进行证券、期货交易，或者相互买卖并不持有的证券，影响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证券、期货交易量的行为。从“中科案”的法庭审理中可以看出，在吕梁的接盘和吸筹阶段，有大约１３００万股的“中科创业”股票是完全从盘面上与朱焕良同时下单对敲成交的。
（３）以自己为交易对象，进行不转移证券所有权的自买自卖，或者以自己为交易对象，自买自卖期货合约，影响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证券、期货交易量的行为。据吕梁的另一操盘手庞博交代，在１９９９年８月至２００１年１月间，在吕梁完成了对“中科创业”的接盘和吸筹后，为了在盘整期维持较高的股价和成交量，进行了大量的对敲（即进行不转移证券所有权的自买自卖）。行为人通过这种虚假买卖，目的就是要达到提高或降低证券、期货价格以及造成虚假的证券、期货交易量的目的，从而操纵证券、期货价格。
（４）以其他方法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的行为。这主要是指除上述三种列举情况以外的操纵行为。由于证券、期货市场上的情况千变万化，因而有关操纵行为是很难穷尽的，这一条可以理解涵括了除上述三种情况以外的，有着同样性质和危害的操纵行为。
另外，本罪需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才构成犯罪，至于何为“情节严重”，司法实践中应注意考察；操纵行为是否造成了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证券、期货交易量剧烈波动的危害后果；行为人是否已经获取较大的不正当利益或者转移了较大程度的风险等内容。如在本案中，“中科创业”的股价在短期内从１０元猛窜至８４元，在暴跌后又是连续９个跌停板，其操纵股价的行为就可以认定是“情节严重”。
３、操纵证券、期货价格罪的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单位和自然人都可以成为犯罪的主体。实际上，构成本罪的一般是拥有很强的资金实力的人，他们熟悉证券、期货业操作规则，且具备采取不法手段交易获利的有利条件，并且大多数是专业证券、期货投资者或与证券、期货交易活动有密切关系的人员，如本案的被告丁福根和庞博在加入吕梁的公司之前，均在金鹏期货公司担任投资顾问。而构成本罪的单位则一般是证券发行人、上市公司、证券及期货公司等单位。
４、操纵证券、期货价格罪的主观方面只可能由故意构成。行为人在犯罪中的目的无非是两个方面：获取不正当的利益或者是转嫁风险。在更早些时候的“亿安科技案”中，四个庄家联手拉抬股价，从中获利４.４９亿元，其财富非法聚集的过程就是风险向中小散户转嫁的过程。另外，我们也要注意到本罪虽然是目的犯，但是其目的的实现与否并不影响本罪的构成,也就是说即使行为人通过操纵行为并没有达到获取非法利益和转嫁风险的目的也不影响本罪的构成,其目的的实现与否只是作为量刑的一个考虑因素。

三、证券市场上操纵行为失控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如果我们客观冷静地回顾中国股市这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不规范的地方很多，所谓的庄家任意操纵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中国股市的发展史，特别是二级市场的运作史，简直就是一部庄家的史诗。多年来，业内在光天化日之下研讨做庄的技巧，在大庭广众之下传授坐庄的经验；股评人士把推荐庄家"黑马"作为自己最大的卖点，股民以获得道听途说的庄家行踪为满足......所有这一切，全都是公开的，股民的血汗钱纵使被庄家吸得一干二净，既毫无怨言，也无从追究。这些明目张胆的违法违规现象在我国的证券市场上屡禁不止当然是有各方面的原因的，比如说：市场规模相对较小易于操纵，大量的国有股、法人股不能流通，市场缺乏做空机制，甚至可以说我们的在设立证券市场的出发点上都有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对造成操纵行为的失控无疑是有重要的影响的。但是我们要看到，即使在美国这样制度完备的市场上，操纵行为也是时有发生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在违法违规事件发生后如何做到“违法必究”。目前管理层对一些重大案件的查处，总是见事迟，行动慢，使一些肆无忌惮的违法违规庄家几无后顾之忧。这在２０００年表现最为突出，中科创业的坐庄行为正是在这一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庄家对亿安科技股票价格的操纵，也是在这一年达到高潮。２０００年，亿安科技作为一只高价庄股风头出尽，与１９９８年9月的5.5元相比，股价翻了近14倍。早在2000年初就有人呼吁：既然亿安科技股价已经远离市场认同的成长性，其股价大幅上扬非常缺乏基础，而庄家是在玩几乎没有成本(唯一的成本就是印花税和交易佣金)的对敲，是不是应该由某个部门出面查一查呢？但当时管理层没有向市场公开作出要调查此事的姿态。由于这种纵容的做法使得亿安科技的庄家更加如虎添翼，将亿安科技最终炒到126元。
在２０００年，当人们提出要对"对倒"、"倒仓"这类坐庄行为进行查处时，有人却说，这是"市场发育过程中的问题"，"不是问题的问题"，是"特定市场文化"。对亿安科技股价操纵案的查处，一年之后才放了一个马后炮，才放出调查的风声来。证监会在宣布要对中科创业股票操纵案进行调查之后，对这一事件的关键人物采取的措施极不得力，庄主吕梁仍然毫无顾忌地以口头或文字形式向媒体提供他大量做庄的一手资料，行动极其自由，可谓是法治社会里的一大奇观。
纵观近年来我国证券市场的一起又一起违规事件，凡涉及坐庄、操纵股票价格的，均以警告、少许罚款了结，仅有这一次对中科系庄家的追究是个例外。一些针对市场操纵者的罚款，区区几万、十几万元，对收入丰厚的他们来说，根本起不到惩戒作用。相对他的违规所获得的收益，则更是不成比例。像亿安科技股价操纵案罚款虽多，但真正执行时却又大打折扣。违规所得的好处多多，违规成本却如九牛一毛，由于有巨大的利益驱动，这就难免庄家们违规有恃无恐了。
因此，我认为要解决证券市场上操纵行为横行的问题，仅仅依靠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手段是不够的，从中国证券市场的长远利益考虑，有必要切实落实刑法１８２条对操纵证券期货价格罪的规定，用刑罚手段来处理那些横行无忌的庄家，因为法律的悬置相对于法律的缺位而言是对法治更大的讽刺。
另外，我认为在由于证监会不主动查处有明显迹象的操纵证券交易价格行为，已经使得众多投资人的利益受到了非常严重的损害。同时，由于对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犯罪的查处证监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故这种行为的泛滥证监会负有重大而不可推卸的责任。鉴于以目前的行政立法力度已经不能达到促进证监会很好履行其监管操纵证券交易价格行为的效果，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并结合证监会在内幕交易、信息披露违法等方面也存在查处不力的情况，应专门设定证券监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调查证券犯罪嫌疑罪，对证券监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法或严重失职不调查有明显线索的包括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在内的证券犯罪嫌疑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以加强对操纵证券、期货价格犯罪行为的查处力度，维护证券市场的正常秩序及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注释：
（１） 何晓晴　《谁培育了幕后巨庄？有关人士反思中科创业案》粤港信息日报　２００２年６月１６日
（２） 高铭暄《新编中国刑法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６１８－６１９页
（３）肖扬主编：《中国新刑法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06页
（４）白建军著：《证券欺诈与对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第209页
（５）陈正云：《论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载《政法论坛》1998年第5期
（６）刘家琛主编：《新刑法条文释义》，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7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