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破坏计划生育的犯罪

滕传枢　蒋世祥


　　破坏计划生育罪的罪名，在我国现行刑法中尚属空白。然而破坏计划生育的行为在当前社会中却普遍存在。其中造成严重社会危害后果即应当构成犯罪的亦时有发生。各级政府、司法机关及社会舆论都要求给予惩罚，但却无法可依。其结果在实践中要么用别的罪名惩罚，造成此罪与彼罪混淆；要么只好放纵犯罪。因此对破坏计划生育的社会现象从刑法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并建议增设“破坏计划生育罪”这一新的罪名，成为当前刑事立法及法学研究工作中的当务之急。

一
　　众所周知，当今世界人口已突破50亿，控制人口已成为人类世界面临的几大难题之一。由于人口增长过快，造成同国民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及保持社会安定（如教育、就业、住房、耕地、文化、卫生、科学、能源、环保、生态、治安等）的一系列难以克服的矛盾。因此人类社会已清醒地认识到面临的这一巨大危机并采取相应的对策。其中最主要的措施就是实行计划生育，以控制人口的增长。早在本世纪初，在一些发达国家中就已经进行控制人口的宣传，召开国际性节育会议，成立国际性节育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口问题进一步引起工业发达国家的关注及联合国的重视。到七十年代，节育活动已在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开展起来了。到了八十年代，据联合国的调查，158个国家中，118个国家制订了支持家庭计划的政策。但各国的节育率差别很大。目前发达国家的节育率为70%左右，出生率平均为16%左右；而发展中国家的节育率只有20%左右，出生率平均为34%左右（数据引自《计划生育手册》1986版第9页）。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又是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的增长比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都更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然而，在中国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30年中，由于人口政策的失误及其他原因，出生了6亿多人口，除去死亡，净增4.3亿人，是旧中国从1840年到1949年的109年中增加人口（1.3亿）的三倍多（数据引自《计划生育手册》第448页）。因此，中共中央在1980年9月25日《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指出：“为了争取在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总数控制在12亿以内，国务院已经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是一项关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速度和前途，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健康和幸福，符合全国人民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的重大措施。”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5条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第49条又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1980年的新婚姻法也作了同样的规定。从此，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提供人口素质，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而且必将推行到长远的历史时期。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由此产生了这样的一种新的法律关系，即国家各级政府领导和管理推行计划生育工作的权利和每个公民遵守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法令的义务。这就是计划生育法律关系。调整这样一种法律关系需要相应的法律规范。近几年来，除了计划剩余的一系列政策性规定外。各级地方人大也制定了 一些计划生育的地方性法规。但从全国范围看，尚没有“计划生育法”的法律即其配套法规。刑法中也没有调整计划生育方面的条文。这些都急待于立法工作的解决。本文只试从刑法法律规范角度进行调整作一粗浅论述，以供立法参考。
　　几年来，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育龄人口多。建国以来经历了几次生育高峰期，加之传宗接代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以及因经济文化落后而面临的种种复杂情况，使这一工作的难度很大。在此情况下，还有少数不法分子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就更加影响了这项工作的正常进行。目前，我国已进入建国以来的第4次人口生育高峰期，预计将持续到本世纪末。其特点是持续时间最长，育龄人口最多，控制人口增长的难度最大。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关系现代化建设大业及中华民族的兴衰未来的问题上，这些不法分子的破坏行为，其社会危害性之严重是不待自言的，对其中构成犯罪的行为的刑法调整成为必需和必然，也就毋庸置疑了。
　　犯罪的本质特征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所谓社会危害性也就是对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危害。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同一种行为，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不具有社会危害性，而到了社会条件发生变化时就可能是具有社会危害性。反之亦然，例如妊娠妇女的自愿堕胎行为，在过去许多国家包括旧中国的法律中都被规定为犯罪。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人口问题还不十分突出。，医疗条件很差，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所以也认为是有社会危害性的。但是在经济文化不断发展，医疗条件改善，特别是当今人口问题已成为严重的社会危机时，就需要大力进行计划生育以控制人口增长。这时如果反过来超计划生育，破坏计划生育的推行，就对社会产生了危害性，情节和后果严重的，就应当构成犯罪。理应受到刑事追究和刑罚处罚。否则，将导致网络一面放纵犯罪，甚至造成司法工作的混乱。

二
　　破坏计划生育的行为表现多种多样，处理育龄夫妇采取种种违法手段造成自己超声以外。对社会危害更为严重的则是由于少数不法的破坏活动造成其他育龄夫妇多人超声超怀。如私自给一些育龄夫妇作假结扎手续，出具或出售各种假证明，或证明其已作绝育手术，或证明其第一胎婴儿系疾婴，或将汉族更改为少数民族等，致使一些不符合生育第二胎条件的夫妇超生。与此同时，有些不法分子或从中牟利获取钱财，或调戏、侮辱、强奸妇女，或因粗野方法伤害妇女身体，这些行为严重地阻碍和破坏了计划生育工作的推行。为此，在一些政策性规定中，对破坏计划生育的行为规定了要追究责任和给予处罚。但是涉及追究刑事责任的，只有一件司法解释，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1983年12月10日下达的《关于依法惩处利用摘除节育环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分子的联合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该《通知》指出：“近几年来，有些地方不断发生私自为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影响推行生育的事件。……对于群众中私自为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影响推行计划生育，但没有进行违反犯罪活动的，应着重进行批评教育，促使他们停止和改正。对于利用为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进行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的，应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依法惩处：
一 以牟利为目的，私自为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或者借摘除节育环对妇女进行调戏、侮辱的，可以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国务院有关劳动教养的规定，酌情予以行政拘留、罚款，或者收容劳动教养，并没收其非法所得的财物及违法活动用具；
二 以牟利为目的，私自为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方法粗野，伤害妇女身体的，依照刑法规定的伤害罪惩处；
三 对于借摘除节育环，强行奸污妇女的，依照刑法规定的强奸罪惩处；
四 数人合伙私自为多名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妨害计划生育工作的，对首要分子依照刑法规定的扰乱社会秩序罪惩处；
五 以造谣、欺骗手段私自为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骗取大量财物的，依照刑法规定的诈骗罪惩处；
六 借摘除节育环调戏、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破坏公共秩序，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规定流氓罪惩处。”
这一《通知》的下达，无疑对打击破坏计划生育的犯罪起来积极的作用。但是无论从立法角度和司法实践考察，《通知》显然不能解决对破坏计划生育的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问题，而且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导致了下述两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第一 混淆了罪与非罪的界限，往往放纵了犯罪。由于刑法没有破坏计划生育罪的罪名。《通知》只能将追究刑事责任限制在“利用为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进行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的”范围内。首先，《通知》把破坏计划生育的范围缩小成了仅是“利用为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如果是采取其他方法。比如搞假结扎等，就不在“惩处”的范围内了。其次，这里的“各种违法犯罪活动”是指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上已有明文规定的违法犯罪活动。并未包括法律尚未规定的“破坏计划生育罪”在内。如果没有触犯已有罪名的，当然也不在“惩处”之列，这样范围就更小了。《通知》中“对于群众私自为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影响推行进行计划生育，但没有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应着重进行批评教育”这一段话本身在逻辑上就是矛盾的，既然实行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宪法和法律都有明确规定”，那么私自取环，影响计划生育推行的行为，必然是违法行为，其中危害严重的就是犯罪行为。哪会存在“但没有进行违法犯罪的”情况呢？
　　再从《通知》的具体条文看，也是难以对有关破坏计划生育的犯罪定性和处罚的。例如按《通知》的第二点，前提是以牟利为目的（主观要件），如果并非以牟利为目的，哪怕私自取环方法粗野伤害了妇女身体的，也定不了伤害罪。即使以牟利为目的，也还有一个故意伤害还是过失伤害的问题的。一般讲，以牟利为目的取环伤害了妇女身体的，其主观上并无伤害之故意，那么按照过失伤害，必须达到重伤以上才能定罪。这显然畸轻了。再如按《通知》的第五点，其诈骗数额要是达不到“较大”或“巨大”的，无理由按诈骗定罪。即使达到，如果没有诈骗情节及手段的，也无法以诈骗定罪。而现实中私自取环者即使牟利，采取造谣和欺骗手段的少见。多数付酬者系自愿。除此而外，按《通知》中的其他条款执行，也存在类似上述难以定罪的情况，如果不法分子在私自奇幻时并非以牟利为目的，也未调戏侮辱妇女的，则连治安处罚和劳动教养都处罚不了。
　　这种状况，不仅造成了一些破坏计划生育工作的犯罪分子侥幸地逃脱法网，导致刑法不能发挥惩罚犯罪的作用。而且会使一些不法分子及少数落后群众误认为法律无能，以致有的人将会重蹈覆辙或变本加厉，给计划生育的推行带来更大的阻力。
第二 混淆了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导致司法中的混乱现象。由于破坏计划生育的犯罪分子给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造成严重危害，所以各级政府、司法机关以及社会舆论都要去给予刑罚处罚，否则难以平民愤。然而刑法中又没有这一罪名，于是有些司法人员就只好根据《通知》精神寻找一个可以“挂上号” 罪名追究刑事责任。这样一来，判决中就难免出现只要获取财物的，不管数额大小和有无诈骗情节均按诈骗定罪。过失伤害的按故意伤害定罪，通奸的按强奸定罪，并未破坏公共秩序的按流氓定罪等情况。结果，法理上说不通，被告人不服判。上诉申诉案增多，司法人员陷入“不判不合法，判了也不合法”的矛盾之中。
　　下面且以贵州省的三案为例说明。
案例一 被告人毛莲凤，在1977年至1982年间，先后在本区的三个乡域内，为23名育龄妇女私自摘除节育环，致超声小孩19名，共获取现金一百余元及数十斤粮食。被县人民法院以诈骗判处有期徒刑9年，上诉后，被中级人民法院改判为有期徒刑4年。
案例二 被告人洪莲芝，在1981年1983年间，先后在其本乡域内给9名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致超生小孩7名。由于被告人为获取财物，故被县人民检察院以妨碍公务罪起诉，县法院感到难以定性，将该案上报上级法院审定。因无法律依据，省高级法院认定该被告无罪，被告即被无罪释放。
案例三 被告人赵举武等4人系乡级卫生院医生。自1983年以来，利用工作之便，用在结扎部位轻轻划破弄皮或贴上胶布等手段，先后给16个乡镇的群众作假结扎手术和出具假结扎证明622例，索取现金3万多元和大量财物。致使220名育龄妇女超生 人超怀。县人民法院于1988年对被告人赵举武等以诈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7年、6年、2年、1年。
这三个案例都是按照现行刑法即《通知》的解释判决的，但却产生了以下三个应予质疑的问题：
1、案例一与案例二被告人的行为同样是破坏计划生育的非法取环（致超生人数有差别，但影响不到定性），仅因为百余元现金获得与否。却产生了“质”的差异，一个有罪，一个无罪，为什么？
2、案例一与案例三之被告虽获取现金及财物，但并未用虚构或隐瞒事实真相的方法。即根本不具备诈骗罪的特征，还有案例一的被告所获之财物并未达诈骗罪“数额较大”的定罪起点，却均以诈骗定罪科刑。为什么？
3、案例一与案例三既然均以诈骗定罪，当然应依据所“骗”数额之大小量刑，然而两案数额相差300余倍，处刑却只相差不到1倍，为什么？
按照现行法律，这些问题是无法解答的，其根本原因就是现实中客观存在破坏计划生育之犯罪而刑法上是空白这一矛盾所致。如果在刑法中规定了破坏计划生育的罪名，则上述问题及矛盾便可迎刃而解了：
1、上述三案例的被告人之行为均构成破坏计划生育罪，至于量刑应根据危害程度之大小（如超生人数的多少极其他情节）有所区别。
2、案例三的4名被告人的行为同时触犯受贿罪的罪名（案例一的被告不属受贿罪主体，不构成犯罪），应按牵连犯罪的原则（重罪吸收轻罪）处理，根本不发生构成诈骗罪的问题。

三
　　如果在刑法中增设破坏计划生育罪的罪名，对该罪的概念、法条构成及处理可作如下表述和解释。
　　破坏计划生育罪，是指私自为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作假绝育手术，出具假绝育证明或者用其他方法破坏国家计划声音工作推行的行为。
　　法条可这样设立：私自为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作假绝育手术，出具假绝育证明或者其他方法破坏国家计划生育工作推行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破坏计划生育罪侵犯的往往是复杂客体：既侵犯国家对人口的管理和控制，也侵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还可能侵犯公民的财产和妇女的人身权利。但主要侵犯的是前一客体，所以它侵犯的直接客体是国家对人口的管理和控制，同类客体应当是社会管理秩序，即应归入刑法分则第六章的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之中。
　　破坏计划生育罪的主观方面只能是出于故意。过失不构成本罪。至于动机则可能是多种多样，比如牟利、调戏或奸污妇女等，并不影响构成本罪。
　　破坏计划生育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只要是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构成。国家工作人员犯此罪的，应从重处罚。
　　破坏计划生育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实施破坏计划生育的各种行为。例如：为多名（一般指3名以上）育龄妇女非法取环，作假绝育手术或出具假绝育证明，出具或出售其他各种破坏计划生育的假证明、工具、材料等。至于是否导致超生超怀，不影响本罪的构成。只要实施终了上述破坏计划生育的行为，就是犯罪既遂，致超生超怀的人数多少，则作为量刑的从重从轻情节考虑。所谓“情节严重的”指致使育龄妇女超生超怀30名以上，或者同时索取大量钱财，调戏、侮辱、伤害、奸污妇女而又未构成数罪的，或者影响特别恶劣的其他情况，如果是在实施破坏计划生育罪的同时又触犯其他罪名（如索贿、受贿、流氓、诈骗、强奸、伤害、妨碍公务、扰乱社会秩序等）的，属一个故意一个行为，则按牵连犯罪的原则处理；如属两个以上故意与两个以上行为的，则按数罪并罚的原则处理。如果是伤害、杀害或诬陷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或者是育龄夫妇为自己超声而溺婴、弃婴，或者是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玩忽职守导致大面积超生的，则按照刑法有关的条款定罪，如伤害罪、杀人罪、诬陷罪、遗弃罪、渎职罪等，而不定破坏计划生育罪的罪名。
　　处理破坏计划生育的案件，要注意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推行计划生育主要依靠对群众进行普及的宣传和教育，使群众自愿地采取节育措施。因此，除行为构成犯罪的以外，对一般违法行为，如育龄夫妇不履行计划生育义务采取种种违法手段以达到自己超生的目的，虽也萦系那个了计划生育工作的推行，但尚不足以构成犯罪，应按照国家计划生育的政策性规定或地方性法规，酌情给予党纪、政纪及其他处分。
关于计划生育工作对立法、司法，包括对破坏计划生育的违法犯罪的法律调整，有待于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者及法学、司法工作者的努力，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积累，理论上深入研究和升华，以趋逐步健全和完善。我们认为，现在把这项工作提到国家的立法日程上，既是需要也有可能了。不仅是形势和任务的需要，也是健全法制的需要；既有十年推行计划生育工作的经验，也有人们十年认识的思想基础和承受能力。深信，我国在不远的将来能实现人口增长同经济及社会发展计划完全适应，人口增长得到有效控制，人口素质得到普遍提高。在全人类共同奋斗的这样一项宏伟事业中，法律必将起到它不可取代的巨大作用。

1988-09-10 与蒋世祥合撰于贵阳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民族教育条例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


（1992年4月28日楚雄彝族自治州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1992年9月25日云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批准）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管理体制和职责
第三章 教育结构和办学形式
第四章 办学条件和经费
第五章 学校教育和教学
第六章 教 师
第七章 奖励与处罚
第八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发展本自治州民族教育事业，提高各民族的社会主义觉悟和科学文化素质，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结合自治州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自治州行政区域内各少数民族和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施的各级各类教育。
民族教育是自治州整个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工作的重要方面。全社会都应当重视民族教育，关心各民族学生的健康成长。
第三条 民族教育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必须认真执行国家的民族政策，把发展与改革民族教育放在优先位置，使民族教育与全州教育事业的发展相协调，与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特殊政策和措施，积极推进九年制义务教育进程；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改善办学条件；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
第六条 本行政区域内的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学校、村民组织、居民组织和全体公民，都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二章 管理体制和职责
第七条 民族教育实行地方政府负责，分级办学、分级管理，教育行政部门主管，民族工作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配合的体制。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的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民族教育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
（二）决定发展民族教育的重大问题和特殊政策，制定发展与改革民族教育的规划、计划，实行任期目标责任制；
（三）统筹农业、科技、教育结合，组织实施农村智力开发；
（四）筹措民族教育经费，改善办学条件；
（五）每年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以及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民族教育工作。

第九条 自治州教育行政部门的主要职责是：
（一）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拟定自治州发展与改革民族教育、分步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的规划、计划。
（二）指导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
（三）提出发展民族教育的特殊政策、措施，以及学校布局、办学形式、教学用语、专业设置、招生方案和部分教学内容；
（四）办好州属学校和民族班；
（五）管理、培训、考核学校领导干部和教师，培训教育行政管理干部；
（六）指导、督促县（市）、乡（镇）的民族教育，重点指导初中以上教育教学工作；
（七）监督民族教育经费的使用；
（八）州人民政府赋予的其他职责。
第十条 县（市）教育行政部门的主要职责是：
（一）拟定本县（市）发展与改革民族教育、分步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规划、计划；
（二）指导本县（市）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
（三）统筹本县（市）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
（四）办好县（市）属学校和民族班、民族部；
（五）管理、培训、考核学校领导干部和教师；
（六）管理本县（市）民族教育，重点指导小学教育教学工作；
（七）指导、督促乡（镇）、村公所、办事处搞好普及义务教育、扫除文盲和实用技术培训；
（八）监督民族教育经费的使用；
（九）县（市）人民政府赋予的其他职责。
第十一条 乡（镇）教育管理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一）具体实施乡（镇）教育发展计划和农村智力开发计划；
（二）管理本乡（镇）中小学和农民文化技术学校；
（三）协助县（市）教育行政部门管理、培训、考核教师；
（四）管理、使用民族教育经费；
（五）乡（镇）人民政府和上级教育行政部门赋予的其他职责。
村公所、办事处和村民委员会应当办好所属学校，并协助乡（镇）中心小学管理一师一校的村小学。
第十二条 自治州、县（市）民族工作主管部门的主要职责是：
（一）参与拟定民族教育发展计划、特殊政策措施、招生方案，参与招生工作；
（二）协助教育行政部门办好民族学校、寄宿制半寄宿制小学和民族班、民族部；
（三）参与检查督促民族教育工作和民族教育经费的管理使用。
第十三条 计划、财政、人事、劳动、农牧、林业、科技等部门应当在资金、物资、师资等方面，对民族教育优先予以安排。
第十四条 文化、体育、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工商行政、税务、公安、司法、卫生、环保等部门和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应当采取措施，创造良好的社会教育环境。

第三章 教育结构和办学形式
第十五条 民族教育结构包括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高等教育。
第十六条 各级各类学校应当把招收和培养各少数民族学生作为重要任务。
自治州设立以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民族中小学、民族师范、民族中专。
县（市）一中设立民族班、民族部。
少数民族聚居山区的学校设立以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寄宿制半宿制高小班。
各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农职业中学，根据实际需要设立民族班。
第十七条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校点设置应当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小学的设置应当有利于适龄儿童、少年就近入学。寄宿制小学设置可适当集中。
民族小学、民族初中、寄宿制半寄宿制高小班、初中民族班的开办、停办、合并，由县（市）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县（市）民族工作主管部门审核，报县（市）人民政府批准。
民族高中和高中民族班、民族部的开办、停办、合并，由州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州民族工作主管部门审核，报州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基础教育。分阶段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采取多种办学形式，确保少数民族适龄儿童、少年特别是女适龄儿童、少年受完小学六年教育。积极发展初中教育，逐步普及初级中等义务教育。
积极创造条件为少数民族盲、聋、哑和弱智儿童、少年举办特殊教育学校或弱智班。
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应当重视发展学前教育。
第十九条 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必须按规定送子女或者其他监护人入学，接受义务教育。
适龄儿童、少年因丧失学习能力、疾病或者其他特殊原因，需要免学、缓学的，由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提出申请，经乡（镇）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条 一师一校的村小学是乡（镇）中心小学的教学点，其教育教学的指导、管理、考核，由乡（镇）中心小学负责。
第二十一条 少数民族聚居山区的适龄儿童入学年龄可适当放宽，学生升学的年龄也可适当放宽，升学的录取分数应当根据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给予适当照顾。
第二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多层次、多形式地发展职业技术教育。
（一）各县（市）应当集中力量办好一所起骨干、示范作用的职业技术学校；
（二）各乡（镇）和村公所、办事处应当办好农民文化技术学校，有计划地开展实用技术培训；
（三）教育、农牧、林业、科技、水电、农机、劳动等部门和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等群众团体，应当根据各自的职能，开展各种形式的职业技术培训；
（四）积极推行高中后、初中后、小学后的职业技术培训；
（五）中等专业技术学校、技工学校，应当根据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设置专业，并有计划的举办短期专业技术培训班；
（六）民族中小学、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中小学，应当上好劳动技术课和劳动课。
第二十三条 师范学校和师范专科学校应当为发展民族教育培养合格的小学、初中教师，并承担在职教师的培训任务。

师范教育应当积极进行教育、教学改革，使毕业生一专多能，以适应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
县（市）教师进修学校应当认真做好在职小学教师的培训提高工作。
师范学校应当办好预科班。

第四章 办学条件和经费
第二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努力改善民族教育的办学条件，逐步达到省、州规定的校舍建设标准和教学设备配置标准。
乡（镇）初级中学和中心小学的基本办学条件是：有与办学规模相适应的教室、学生课桌椅、教职工宿舍、住校生宿舍、集体食堂和水电设施；有实验室、图书阅览室、相应的教学仪器、图书资料、文娱体育器材和简易的卫生设备；有运动场、生产实验基地、厕所、校门和围墙。
村完小和初小的基本办学条件是：班班有教室，学生人人有课桌椅，有教职工宿舍、饮用水，厕所、操场、生产实验基地。寄宿制、半寄宿制学校还应当有学生宿舍和集体食堂。
第二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以财政拨款为主，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增加对民族教育的投入。
州、县（市）、乡（镇）财政应当保证每年正常教育经费的增长比例，高于同级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比例，并使在校学生人均公用经费逐步增长；民族教育经费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山区的教育经费的增长比例，高于正常教育经费的增长比例。
国家下达的少数民族教育补助专款，应当全部用于民族教育事业。
教育事业费附加、城市建设维护费、国家支援不发达地区的发展资金、扶贫资金，以及州、县（市）民族机动金，每年都应当有一定比例用于扶持少数民族聚居山区改善中小学办学条件。
第二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动员和鼓励社会各界、人民群众集资办学、捐资助学。
各级各类学校都应当组织师生开展勤工俭学活动。勤工俭学收入，主要用于改善办学条件，以适当比例用于师生福利。
第二十七条 任何单位、团体或个人不得侵占、克扣、挪用教育经费，不得侵占、破坏学校校舍、场地和其他设施。

第五章 学校教育和教学
第二十八条 各级各类学校都必须坚持把德育放在学校工作的首位，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学生，以教学为中心，教书育人。对学生加强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教育，民族团结教育和民主与法制教育，提高师生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自觉性。
第二十九条 民族学校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中小学，应当严格教育教学管理，树立优良校风，建设优美环境，提高教育质量。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中小学，应当按照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开齐课程，保证课时，按质按量完成教学任务。
第三十条 在不通晓汉语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可实行双语教学。有通用、规范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在学校教学和扫盲工作中，根据民族意愿和条件，可运用民族文字。在通晓汉语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用汉语教学。
民族学校、民族班、民族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中小学，应当积极推广、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和规范文字。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做好民族文字教材的编译，出版、发行工作。
第三十一条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设立民族教育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人员，加强对民族学校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中小学的教育教学管理，加强复式教学研究。
第三十二条 禁止利用宗教干预学校教育和社会公共教育，禁止扰乱学校正常教学秩序和阻碍少年儿童入学。
学校应当对学生进行科学常识和无神论教育。

第六章 教 师
第三十三条 全社会都应当尊师重教。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教师的合法权益，提高教师待遇，特别是提高少数民族聚居山区中小学教师的待遇。
第三十四条 自治州、县（市）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制定民族教育师资培养、培训计划，努力建设一支数量足够、质量合格、结构合理的与发展民族教育事业相适应的教师队伍。
少数民族聚居山区中小学教师编制，应当与实际需要相适应。
第三十五条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学校和民族学校的教师，应当热爱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努力提高思想、文化、业务水平，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应当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热爱少数民族学生，学习少数民族语言。
第三十六条 鼓励教师在少数民族聚居山区任教。对在少数民族聚居山区从事民族教育工作的教师，除享受国家规定的工资和其他待遇外，按下列规定给予优侍：
（一）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在州的职权范围内，对表现突出的，学历和履职年限可适当放宽，对民族山区中小学校专业技术职务岗位数额相应给予照顾；
（二）外地教师，每年可报销两次探亲往返车费；
（三）连续任教五年以上的教师，向上浮动一级工资；连续任教十年以上，工作表现较好的，原浮动工资可改为固定工资，再向上浮动一级。调出少数民族聚居山区时，即取消浮动工资；
（四）从城镇到少数民族聚居山区任教的教师，离退休后本人要求回州内原籍安置的，应当准予落户；
（五）城镇、坝区的大专毕业生和县（市）城区的中专毕业生，与县（市）教育行政部门签订合同志愿在少数民族聚居山区任教十年以上的，与农村妇女结婚其独生子女出生后应当准予随父亲落户。
第三十七条 对少数民族聚居山区的民办教师，可根据他们的思想素质、业务素质、工作实绩逐步择优转为公办教师。

第三十八条 在边远山区和贫困山区任教的数师，按在少数民族聚居山区任教的教师对待。
少数民族聚居山区、边远山区、贫困山区的确定，由县（市）人民政府提出意见，报州人民政府审批。
第三十九条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中小学教师应当配合乡（镇）、村公所、办事处、村民委员会，做好适龄儿童、少年入学的动员工作和入学后的巩固工作。

第七章 奖励与处罚
第四十条 在发展民族教育中，实现发展规划或者达到任期目标，成绩突出的县（市）、乡（镇）人民政府，由上级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奖励。
在发展民族教育、提高教育质量等方面，成绩突出的教育行政部门、民族工作主管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企业事业单位、学校、社会团体、村民居民组织和公民，由各级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给予表彰奖励；成绩特别突出的，由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予地方荣誉称号。
第四十一条 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未按规定送子女或者其他被监护人就学接受义务教育的，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村公所、办事处进行批评教育；经教育仍拒不送子女或者其他被监护人就学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视具体情况处以150元以下罚款，并责令限期送
子女或者其他被监护人就学。
第四十二条 招用应当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做工、经商或者从事其它雇佣性劳动的，按照国家有关禁止使用童工的规定处罚。
第四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由自治州、县（市）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依照管理权限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一）因工作失职未能如期实现民族教育规划目标或者任期目标的；
（二）无特殊原因，未能达到民族教育基本办学条件要求的；
（三）对学生辍学未采取必要措施加以解决的；
（四）将学校校舍、场地出租、出让或者移作他用，妨碍教育的。
第四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由自治州、县（市）、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依照管理权限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克扣、挪用、贪污、盗窃教育款项的；
（二）玩忽职守造成师生伤亡的。
第四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由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利用宗教，干预教育事业的；
（二）扰乱学校正常教学秩序的；
（三）从事封建迷信活动，妨碍学校教学的；
（四）侮辱、欧打教师、学生的；
（五）体罚学生情节严重的；
（六）侵占或者破坏学校校舍、场地和其他设施、设备的。
第四十六条 当事人对依照本条例给予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决定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当事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
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七条 本条例报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第四十八条 本条例由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四十九条 本条例自1993年1月1日起施行。



1992年9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