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检察机关立足检察职能,着眼矛盾化解,借鉴恢复性司法理念,以法律为依据,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原则,以轻伤害等轻微刑事案件为切入点,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对当事人和解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新刑诉法将检察机关的探索规定为当事人和解特别程序。但作为一项新的制度还存在许多制约该项工作的因素,在实践过程中,产生了一些问题。本文拟结合司法实践,对制约当事人和解的障碍和存在的突出问题以及如何进一步规范与完善谈些看法。

　　一、制约当事人和解的障碍

　　(一)陈旧的司法理念

　　司法人员存在错误的思维定势,将司法机关看做打击犯罪的专政工具,片面理解严打政策,忽视轻缓刑事政策的适用,只讲从重,不讲从轻,唯恐打击不力、放纵犯罪。以职权主义为标志的传统诉讼模式的影响,错误认为,打击犯罪就是保护,在审查起诉环节,对漠视当事人的意愿,轻视当事人权利的保护。

　　(二)不科学的考评机制

　　检察机关内部对检察工作的考核有自己制定的考评标准、出于防止权力滥用等初衷,适用不起诉程序烦琐,即不符合诉讼规律,又给适用当事人和解带来制度障碍。

　　(三)立法的缺失、笼统

　　1 相对不起诉是轻罪案件当事人和解的一种合法结案方式,但其适用条件是犯罪情节轻微、根据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的,较严格,导致案件适用范围太窄,从而影响了其应有作用的发挥。

　　2 对相对不起诉后检察机关可采取的非刑罚处理方法,法律规定地比较原则,缺乏操作性。如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等方式,犯罪嫌疑人可能为求得较轻处罚而假装悔罪态度良好,承办人在短时间内很难确定其是否真心悔过,如果作出非刑罚处理,势必不能进行有效的教育、挽救。

　　3 现行刑法的不完善。现行刑法中有两方面因素制约着当事人和解的适用。一是缺乏非监禁刑,现在的非监禁刑仅限于缓刑,管制在实践中几乎不用,限制了从轻处罚的可选空间;二是社区矫正的不完善,对于一些放归社会的人员难以实现应有的约束与矫正,从而影响到当事人和解的社会效果;

　　(四)公众的片面认识

　　有罪必罚的观念在普通百姓心中根深蒂固,报应主义理念在社会公众中占主导地位,存在“和解”等同于“赎刑”的片面认识,成为了当事人和解适用的一大障碍。

　　二、当事人和解在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调解人不统一 。有的检察机关采取检察官主导模式,有的由当事人的亲友、其单位负责人做中间人,还有的是委托基层调解组织。上海市杨浦区就采取的最后这种模式。

　　和解主体不合法。在不少案件特别是犯罪嫌疑人在押和犯罪嫌疑人为未成年人的案件,出现了犯罪嫌疑人亲友代替犯罪嫌疑人提出和解要求,参与协商,签订、履行和解协议,出现了和解主体不适格的问题。考虑两者之间的特殊关系,检察机关亦将其他人意思作为犯罪嫌疑人的意愿。

　　赔偿数额不公平。在不少案件中,被害人借加害人欲和解之机,漫天要价,甚至以此要挟加害人,加害人要么违心答应,要么无奈要求检察机关将案件提起公诉,在审判环节解决赔偿问题。从检察机关处理的刑事和解案件看,不少加害人赔偿的数额远远高于应赔偿的数额。

　　刑事和解协议的效力不明确。司法实践中,有个别案件由于种种原因,达成和解协议后,一方或双方反悔。对反悔的当事人和解协议是否有效,认识并不一致。有的认为,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于加害人欺诈和被害人受外界压力达成的和解协议反悔的,应为无效,除此外,应是有效的,不能一概视为有效或无效;有的认为,当事人和解协议的法律性质不明确,只要反悔,就应视为无效。

　　和解手段不丰富。从司法实践看,绝大多数和解案件采取经济赔偿及赔礼道歉方式,从事公益劳动、劳务补偿等形式匮乏,鲜有耳闻,和解手段单一。实践中,不少加害人虽然愿意和解,但由于没有赔偿能力,被害人又不接受其他和解方式,以至无法和解。

　　处理方式不统一。检察机关对适用当事人和解的案件的处理方式各异,有的建议公安机关撤案,有的作相对不起诉,有的提起公诉同时提出量刑建议,对于采取三种处理方式的案件应具备什么条件无明确标准,由检察机关自行掌握,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同类案件不同处。

　　建议撤案不规范。有的检察机关对公诉案件亦建议公安撤案,随意性较大。这种做法并无法律依据。第一、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对审查起诉的案件只能做出不起诉、提起公诉的决定,即只有裁决权,并无建议权。第二、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和解的刑事案件并不符合撤案的条件。此外,建议撤案的做法规避了相对不起诉的适用,剥夺了有关当事人的申诉权。最后,这种建议权没有约束力,并不必然为侦查机关接受,侦查机关如果不接受,案件将被束之高阁,刑事诉讼程序并未结束,犯罪嫌疑人仍然是犯罪嫌疑人,甚至永远是,其被追诉的危险一直存在,对他们极不公正。

　　三、规范当事人和解程序的几点建议

　　(一) 完善法律,为和解提供立法保障

　　首先,完善不起诉的规定。以起诉便宜主义为基础,扩大不起诉的使用范围。将“根据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这一条件去掉,将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微犯罪均纳入不起诉范围。对已经和解但不能立即履行和解协议的,暂缓起诉,如果在一定期限内,加害人履行了义务,则对其不予起诉,拒不履行义务的,则提起公诉。

　　第二、丰富加害人承担责任的方式。借鉴西方国家在恢复性司法中的做法,增加劳动补偿、社区服务、公益劳动等方式。

　　第三、增加减轻法律责任的规定。将嫌疑人和被害人达成并履行和解协议作为法定减轻、免除处罚情节,在刑法“量刑”一节中增加一条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破坏军婚案件中几个问题的批复

1977年6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赣法发〔1977〕2号《关于处理破坏军婚案件中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已收阅。我们依据婚姻法和1963年11月29日中央批转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处理破坏军人婚姻案件的意见的报告》进行了研究，并征求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意见，现答复如下：
一、你们对“由父母包办强迫订婚的军人未婚妻，是否作为军婚加以保护”、“有些军人在入伍前夕，未达婚龄就草率结婚，应否视为军婚”、“恋爱与订婚有无区别，是否都算军婚”等三个问题，提出的处理意见，是比较妥善的，同意你们的意见。
二、你们在第二个问题中所说的“未达婚龄”，是指未达婚姻法规定的结婚年龄，还是指政府提倡的晚婚年龄，未讲清楚。对此，我们认为，应当明确指出：对于未达晚婚年龄而结婚，是违反政府提倡晚婚的精神的；至于未达婚姻法规定的结婚年龄而结婚的，则更是违反婚姻法的。对此种行为，应当进行思想教育，并建议婚姻登记机关注意严格防止此种情况的发生。
三、处理此类问题的方式，应尽可能采用个别谈话方式，不要乱传播，不要无事生非。
此复。

附：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处理破坏军婚案件中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
我们在审理破坏军婚案件中，遇到几个问题不够明确，特请示如下：
一、由父母包办强迫订婚的军人未婚妻，是否作为军婚加以保护？
我们的意见：包办强迫婚姻，是封建主义的婚姻，是违反婚姻法的，必须坚决反对。经过调查实属包办强迫订婚的，根据“实行男女婚姻自由”的原则，不应视为军婚加以保护。对那些虽属包办强迫订婚，但在订婚后已逐步建立了感情，双方自主自愿，其性质已经起了变化，则应视为军婚加以保护。
二、有些军人在入伍前夕，未达婚龄就草率结婚，男方入伍后，女方又与人通奸，这种情况，应否视为军婚？
我们认为，这种婚姻是违反婚姻法的，应当进行批评教育，而且要严防此种情况发生。但是，他们已经成了事实上的婚姻，为了安定军心，巩固人民解放军，就应视为军婚，加以保护。
三、恋爱与订婚有无区别，是否都算军婚？
我们认为：恋爱只是相互了解和培养建立婚姻感情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双方仍有考虑和选择的自由。所谓婚约，我们理解是男女双方建立在自主自愿基础上的对婚姻的预约，是明确肯定的，并为群众和亲属所公认的。因此，恋爱和订婚是有区别的，不能同等看待。对于订有婚约的军人未婚妻，应视为军婚加以保护。对于仅有恋爱关系的，不应视为军人未婚妻。
以上报告当否。请予批示。